日俄战争结果，在中国产生了复杂情绪：希望与绝望，从日本的战胜中看到了希望，从俄罗斯的失败中看到了绝望。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日本的强大，以至于连续打败了中国和俄国这样的老牌帝国？

　　这一问题就成为了激荡中国近代社会立宪思潮的导火索。

　　素有北方清议之名的《大公报》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立刻刊载文章称：“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

　　尽管将两国交战之结果简单归于政体之不同，难免有流于浮浅之嫌，但此文却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社会上众多支持立宪的人士的心声。立宪人士的积极奔走，再加之报纸舆论的广泛宣传，一时间，立宪似乎发展成为一股全国性的思潮，似乎成为救治大清的唯一良药。

　　支持立宪的最早、最响亮声音，恰恰是来自被朝廷通缉的梁启超。

　　早在一九零一年，梁启超就在清议报发表《立宪法议》一文，文中说，世界政体大体分两种：立宪政体、专制政体：

　　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专制政体，亦名为无限权之政体。有限权云者，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有官之权，权有限；民有民之权，权有限。故各国宪法，皆首言君主统治之大权，及皇位继袭之典例，明君之权限也；次言政府及地方政治之职分，明官之权限也；次言议会职分及人民自由之事件，明民之权限也。

　　世界之政体细分有三种：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立宪政体、民主立宪政体。

　　君主专制政体典型代表是沙俄帝国——当然还包括大清帝国，其缺点是：

　　君主专制政体，朝廷之视民如草芥，而其防之如盗贼，民之畏朝廷如狱吏，而其嫉之如仇雠。故其民极苦，而其君与大臣亦极危，如彼俄罗斯者。虽有虎狼之威于一时，而其国中实杌陧而不可终日也。是故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

　　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典型代表日本、英国，与专制政体相比，其优点是：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为专制之国言之耳。若夫立宪之国，则一治而不能复乱，专制之国，遇令辟则治，遇中主则衰，遇暴君即乱，即不遇暴君，而中主与中主相续，因循废弛之既久，而亦足以致乱，是故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

　　民主立宪政体典型代表是法国、美国，因其竞争总统太激烈，因此梁启超不推荐中国采用该政体。

　　那么实行君主立宪需要多少年呢？

　　问者曰：然则中国今日遂可行立宪政体乎？曰：是不能，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日本维新在明治初元，而宪法实施在二十年后，此其证也。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于此。问者曰：今日既不可遽行，而子汲汲然论之何也？曰：行之在十年以后，则定之当在十年以前，夫一国犹一身也，人之初就学也，必先定吾将来欲执何业，然后一切学识，一切材料，皆储之为此业之用。

　　文末，梁启超建议朝廷：

　　一，首请皇上涣降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

　　次二，宜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同异得失，何者宜于中国，何者当增，何者当弃，…

　　次三，所派之员既归，即当开一立法局于宫中，草定宪法，随时进呈御览。

　　次四，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当由立法局译出，颁布天下，使国民咸知其来由，亦得增长学识，以为献替之助。

　　次五，草稿既成，未即以为定本，先颁之于官报局。令全国士民皆得辩难讨论，或著书，或登新闻纸，或演说，或上书于立法局，逐条析辩，如是者五年或十年，然后损益制定之，定本既颁，则以后非经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宪法。

　　次六，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

　　这篇文章发表于四年前，这期报纸要不当废纸卖了，即使有收藏爱好的，也被败家女人纳作鞋底了，存在日本横滨报馆里的存稿也被一把火烧了。

　　当日俄战争被解读为是立宪国对专制国的胜利，以及朝野上下越来越多的立宪呼声，给了袁世凯最后的决心。一九零五年七月，袁世凯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周馥奏请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并请派大臣出洋考察国外政体。

　　此时，袁世凯苦于没有立宪方面的文章可推荐给太后，空口白牙的，老太太也不信，正当苦闷时，不经意间，竟然发现直隶总督署破旧墙壁上贴着一张陈年报纸，该报竟然转载了这篇文章。

　　当一份发黄的、落满尘埃、沾满污渍的报纸呈递到慈禧太后面前时，年老眼花的慈禧要多嫌弃就有多嫌弃。同样年老的李莲英拿着老花镜，用他中性的嗓子一一读下来，当读到“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于此”时，慈禧太后突然睁开眼睛，说道：“好，好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