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之变时，东南各省签订东南互保，中央集权被削弱，如何把地方财政、军队大权收归中央，便成为摆在朝廷面前一道难题。

　　慈禧需要强有力的大臣，将分散的人心收拢，这个任务就降临到两个人身上——北方的袁世凯，南方的岑春煊。

　　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袁世凯就开始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积极推行地方新政，使直隶地区成为新政权舆之地，各行省咸派员考察，藉为取法之资。

　　袁世凯新政第一项措施是教育，教育的方式则是派遣官员出国学习考察，了解国外新事物，他命令直隶州县实缺官员必须赴日学习三个月，经考察确有所得后才能赴任。

　　在经济领域，袁世凯推动创立官办、官督商办经济机构和北洋实业，如天津商务局、开滦煤矿等。

　　此时在中国，一个民营资本家的冉冉升起令国人眼睛一亮。

　　此人正是甲午年状元张謇。

　　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张謇回乡丁父忧，在张之洞主持下在通州办大生纱厂。开始筹划发行商股，每股一百两规银，共六千股，官利年息八厘，在通沪两地进行集股，性质为商办。结果，集股不顺利，仅售两三百股。后又通过刘坤一，将张之洞用官款向美国买来办湖北织布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锈蚀官机四万八百锭，作价五十万两入股，作为官股，另招商股五十万两合一百万两，改为官商合办。但因商股一直集不起来，而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他对分，作价二十五万两官股，另集二十五万两商股。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

　　张謇原本是贫家子弟，集全家所有，仅凑三百两。到上海招股没有收获，没有旅费回通州，张謇只得在四马路卖字三天，赚取旅费。

　　奔波两年，除了推平的厂址又长满草及愈发生锈的机器外，一无所获。正当筋疲力尽、萌生退意时，张謇到北京销假，是时正值百日维新，恩师翁同龢被罢官。那一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进宫，恰逢暴雨，路面积水一二尺，文武百官都出城迎驾，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双膝泡在水里，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其中有七八十岁的老臣。慈禧乘轿子经过时，视若无睹。张謇被眼前情景深深震撼了，读书致仕，身居庙堂，难道就是做叩头虫吗？

　　于是，张謇决心远离官场——“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实业的路无论多难，总比当叩头虫强，他决意咬碎牙和着血吞下肚也要坚持下来。

　　不料，张謇竟然成功了，到一九零四年，不仅大生纱厂增资六十三万两，而且朝廷还授予张謇三品官衔。

　　张謇认为，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张謇由官到商这一华丽转身，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不同于维新派，也不同于革命派，更不同于守旧派，他立足于民生，在张謇看来，唯有立宪能救中国，既能保证中国稳定，又能推动中国进步，就如日本的明治维新。

　　一九零四年七月，实业家张謇给已有二十年没有联系的袁世凯写信，希望他效法日本伊藤博文，主持立宪。

　　此时的袁世凯已不是当初的毛头小伙，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外，还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职，号称一人身兼八大臣，势力从军事急剧扩张到政治、经济等方面。袁世凯的权势已远远超过当年的曾国藩、李鸿章。

　　袁世凯审慎回复，“尚须缓以俟时”。

　　在袁世凯的新政中，政治是排在最末位的，军事才是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