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孙文策划的惠州起义。

　　甲午战争日本并吞台湾后，日本内阁制定“南支南洋”的“北守南进”国策，欲以台湾为南进跳板，向中国华南及南洋方面扩张日本势力，而这种政略的推行，则以台湾总督府为主力。

　　一八九八年六月，大隈重信出任首相，极力支持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精心策划日本占领福建行动。日本即以保护台湾的安全为藉口，迫使清廷订立了《福建省不割让条约》。此条约的签订十分有利于日本对中国华南的入侵，但却引起了英、美、法等列强的注意，认为是日本欲染指福建的前奏。

　　一九零零年八月二十四日，日僧纵火焚毁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日本以此为借口，立即命在厦门港待机的日本陆战队即刻登陆厦门，随后“台湾总督府”也派遣陆军支援。

　　调查发现，东本愿寺的二位住持高松与片贝被居民看到先行搬出私人物品然后再发生火灾，故判定是日人自导自演的。此外又传最近台湾总督府将派遣数千名兵员赴厦门与福州。

　　因此，清廷与欧美列强认定该寺火灾是日本的藉口，欲进行私自强占厦门、福建。

　　于是清廷向日本提出抗议，接著英、美、法、俄等均以实际行动派遣军舰至厦门，准备陆战队登陆，大有不惜一战的态势，以阻止日本在《马关条约》后占领台湾又想来占领厦门。

　　在此情况下，日本内阁遂下令中止行动，已登陆之陆战队也于九月七日全部撤回日舰。日本阴谋败露，却不甘失败，准备伺机再动。

　　早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陈少白就在台湾建立了兴中会台湾分会，得到了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的支持。

　　日本驻台军就将眼光转向孙文。

　　孙文也认为厦门事件是一良机，遂化名吴仲，于九月二十五日渡海来台，与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订立密约，乃以台湾总督援中国革命为交换条件，表示可以把厦门委于日本之手。并密谋惠州起义具体事宜，计议：十月八日，由郑士良组织发动惠州起义，日军在厦门云霄县铜山港登陆，占领福建、广东。儿玉许诺，给孙提供两个师的武器装备。

　　当孙文要求借款时，儿玉怂恿他，率起义军打到厦门，抢劫台湾银行厦门支店储备金，作为日军出兵占领福建之借口。

　　此后，孙文就在台湾遥控指挥惠州起义。

　　孙文倚靠的革命力量是三合会。三合会以广东最盛，不特民间大半拜会，即衙役勇丁亦多有入会。

　　策动会党起义并不难，但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有枪，二是有钱。当然，有枪没钱也干，因为有了枪以后就有钱了；有钱没枪也行，原本会党就是为了钱才干这掉脑袋的活。

　　很显然，光靠革命股票是不行的，起义需要钱和枪，原计划需要十万，却只凑到三万不到。

　　因此，孙文就给想当皇帝的刘学询写了这么一封信：“故求足下及杨、李同志等，即速代筹资百万交周君汇带弟处，以便设法挽回大局，而再造中华也。…今特遣深信人周君平山来见足下，面托足下主持内局，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

　　孙文的条件很优厚，推刘学询为总统或皇帝。

　　此时，刘学询在干什么呢？在杭州西湖畔建别墅。早在两年前，刘学询便以每亩二百两银的高价，买下了位于杭州西湖丁家山南面傍湖的三十六公顷土地。在这里，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及资金都投在建私家别墅“水竹居”，此即是后来名扬天下的刘庄。

　　刘学询收到信之后，好好收着，就是不回。它日孙文革命真成功了，凭这封信也能换些银两。

　　此后，刘学询虽然当不了皇帝，却被誉为“刘三国”——文可华国，财可敌国，妾可倾国。

　　当然，刘学询的故事还没有完。

　　郑士良，广东惠阳人，学医，与孙文结交，后加入淡水三合会，并成为首领。后与孙文等人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筹划广州起义。此次，受孙文委派，全权指挥惠州起义。

　　郑士良在三洲田集中了大约六百人，并通过一个广州军官购买了三百支来复枪，每支枪三十发子弹。原本，突击队准备就绪，只等待孙文下令了。然而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孙文承诺的钱和枪，实在付不起这六百人日费，就将其遣散，只留八十八人。

　　清军闻讯，包围上来。

　　十月八日，郑士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发动起义。

　　不料，起义军的进展却意外地顺利，首战即毙敌四十，俘敌三十，缴获了他们的枪支和几箱子弹，还将俘虏们的辫子统统剪掉了。起义即已发动，被遣散的会党成员又被召集回来。

　　郑士良不断催逼钱、枪，孙文答复就二字：“快了！”

　　此前不久，孙文曾为菲律宾独立军代购一船军火，后事未成，军火也没用上。起义即已爆发，在征得菲律宾独立军同意情况下，孙文先借这批军火应急。经办人正是宫崎寅藏。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派去提取军火的人在仓库里只看到一堆毫无用处的废铁。原来，日本军火代理商中村弥六，鲸吞了独立军购买军火的专款，用废铁冒充了军火。

　　起义军挥师北上，向离惠州城不到十五英里的镇隆推进。尽管大多人拿的是梭镖，但起义军还是击溃了一支清军并占领了该城，缴枪七百条枪，数十万发子弹。清军倾全力防守惠州和博罗。

　　按先前与日人拟定的计划，孙文命令义军放弃向西进攻广州的计划，调头向东北二百五十英里外的厦门前进。

　　起义军辗转作战连连得胜，沿途乡民纷纷投军，队伍很快发展到二万余人。由于起义军已连战十来天，弹药已尽，且二万余人队伍庞大，粮草不足，只能等着孙文筹置的军械弹药、粮食来接济。

　　一日，日本友人内田良政从香港潜入白沙大营告知起义军首领郑士良：“政况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难接械，可自决进止。”

　　原来，在日本国内，因厦门事件引发日本国内政争，山县有朋内阁于九月二十六日总辞，次日伊藤博文组阁。

　　伊藤博文上台后，鉴于沙俄入侵中国东北，严重威胁朝鲜，下令台湾总督禁止对中国的武装起义提供任何协助，不许从台湾输送军械，不许任何军械从日本本岛出口，而且禁止任何日本人在中国革命军中服务。同时严令孙文离开日人所统治的台湾。

　　不得已，郑士良下令解散队伍，自己逃往香港，后被奸细发现，被杀。

　　前来报信的内田良政实在想不到的是，起义军说散就散，不一会儿工夫就跑得没影了，结果剩下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他，被清军抓住，砍了脑袋。

　　这是革命军举着青天白日旗反清打出的第一枪，然令人意外的是，起义军高举的是“保洋灭满”的旗号。

　　虽然，孙文以化名想予以掩盖，但是日本人却极喜欢写日记或回忆录，这些见不得人的事后来就纷纷解密了，曝光于天下。

　　结果，孙文背上“里通外国”之历史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