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值会试期近，各省举人云集北京。康有为以为，自《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已经三年，及今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卫又相继被德、俄、英割去，急须成一大会以伸国愤，使爱国之忱当为天下所共与。恰好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也有会合在京应试举人开会的主张，由于不知朝廷水深水浅，贸然与康有为合作，由康、李为主要发起人，组织保国会。

　　正是这个时候，康有为认为事有转机，召弟子入京助其阵势。

　　四月十七日，保国会在北京南横街粤东会馆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集会的有在京官吏及各省举人一二百人。康有为登台演说，慷慨说道：

　　“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故今日之会，欲救亡无他法，但激励其心力，增长其心力，…果能合四万万人，人人热愤，则无不可为者，奚患于不能救！”

　　这次会议，发起人李盛铎却没有参加。

　　李盛铎，江西德化人，光绪十七年进士，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京官中，七品翰林最为清苦，所盼者，三年一放差耳。对翰林而言，掌院学士享有向皇帝推荐贤才的权力。掌院学士正是李盛铎的座师、同治帝的老师、理学大师徐桐。

　　徐桐守旧，恶西学如仇。他家住在东交民巷，与各国使馆相近，他就在大门口贴上“望洋兴叹，与鬼为邻”的对联。徐桐听说李盛铎加入保国会，就把他叫至家中，对其大加斥责。李盛铎见座师大怒，遂辩称自己此前的行为只是为了试探康有为之虚实，自称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上《党会日盛宜防流弊折》，以息师怒。

　　此后，又有御史黄桂鋆上了《禁止莠言以肃纲纪折》，内云：

　　近日人心浮动，民主民权之说日益猖獗。若准各省纷纷立会，恐会匪闻风而起，其患不可胜言。且该擧人等无权无势，无财无位，赤手空拳，从何保起？抵制外人则不足，盗窃内政则有馀。况即如所说，浙人保浙，滇人保滇，川人保川，推而广之，天下皆为人所保，天下不从此分裂乎？名则保其桑梓，实则毁其家邦，此风万不可长。

　　保国会从创立到寿终正寝，只维持了十六天。

　　四月间某一天，几个山东的德国官兵逛进了一间孔庙，他们竟然将孔子泥像双眼戳成了两个洞，又弄断了泥像的一只胳膊。

　　此事再次引起京城举人公车上书，要求光绪帝进行变法维新。

　　恭亲王奕訢病重，光绪帝亲临探视。

　　作为三朝元老，王室中再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临事能决，那样富有远见。奕訢就曾对帝谏言：变法必须谨慎，旧制不可尽废，新进之士不可贸然使用。

　　此时，恭亲王已经卧床难起，身边没有子嗣，孤苦伶仃，唯有一盏孤灯相伴。帝上前，问：“朝中之臣，谁可堪用？”恭亲王答：“合肥相国积毁销骨，京中惟荣协按禄，京外惟张制军之洞及裕军帅禄。”

　　恭亲王的意思是，李鸿章因积谤过多，一时难以重用，因此，朝中只有荣禄，地方只有张之洞、裕禄三人可任艰危。

　　光绪帝一听，自己身边怎么没有一位可堪重用的？于是，问道：“户部翁尚书如何？”奕訢一听，连咳数声，喘着粗气答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

　　原来，甲午战争前朝鲜局势紧张，朝廷曾拿出了三套解决方案：一是将朝鲜降格为行省，把朝鲜国王迁回内地供养，参照孔子后裔的榜样，世袭罔替；二是派遣重兵进驻朝鲜，代理其国防；三是将朝鲜列为各国利益均沾、共同保护的公共之地，以便相互牵制。但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一味高调主战，却又不积极备战，导致主战的偏激舆论占了上风，错过了外交解决朝鲜危机的时机。

　　帝要走时，恭亲王一把抓住帝手，艰难说道：“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

　　恭亲王的临终之言，光绪帝似乎一句也没有听入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