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回宫后，见到翁同龢，一下想起恭亲王之话，不由呆呆地看着翁。翁同龢以为帝有话要问，就静候着。帝感数十年师生之情，就转而问最近怎么不见康有为上书。翁同龢神色闪烁，吞吞吐吐地说道：“此事当问张侍候萌恒，他是康之同乡，康又是由其举荐。”光绪帝不满地看着翁，说道：“你不是也曾推荐？”翁同龢汗颜答道：“臣识人不明，臣糊涂！”光绪帝惊奇地问道：“此话怎讲？”翁同龢答道：“康文多有不实之言。”光绪帝答道：“朕也看出，然其变法思想是好的，瑕不掩瑜。”

　　翁同龢诺诺退出。

　　原来，康有为上呈的《孔子改制考》，公开刊行本里的孔子，是大同、民权的化身，“民为贵，但以民义为主，其能养民、教民者则为王，其残民、贼民者，则为民贼”；而进呈本里，却是皇权专制的坚定维护者，“（天降圣人）…以天统君，以君统民，正五位，立三纲，而人人知君臣父子之义。”

　　康有为欺皇上囿于宫墙之内，信息闭塞，以为可欺，因此玩起虚假手法。不料，此事却被帝师翁同龢所发现，所以，翁同龢恶其人品，断绝与康有为往来。

　　因此，翁同龢所言“康文多有不实之言”实指康有为欺君罔上之罪，而帝所言则是指康文有浮夸之意。

　　最终，翁同龢没有将此事明说，而选择了明哲保身。

　　六月一日，御史杨深秀向光绪帝上“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指出：“夫古今为政，未有东西未定，游移两可者。臣愚谓皇上，仍主守旧则已。若审观时变，必当变法。非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无以定趋向，而革旧俗也。”

　　六月八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请定国是疏”，认为：“苟欲变法，必广求湛深实学、博通时务之人而用之，而后旧习可得而革，新模可得而成。…废八股，改试策论，裁汰冗官，酌置散卿，宜练重兵，以备边患。”

　　此二折皆由康、梁捉刀代笔。

　　光绪帝携二折到颐和园向太后请安，言非变法无以救国，慈禧答：“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弟子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者也。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

　　光绪帝立即想起康有为呈递的《孔子改制考》，其中就有易正朔，即改现在纪年法为孔子纪年法。

　　光绪帝便将此二折呈太后慈览。

　　慈禧太后见帝执意要变法，便说道：“放着吧，哀家累了。”

　　览折后，慈禧召见奕劻、荣禄、刚毅，说道：“这变法之事，都是哪些人撺掇皇帝的？”

　　奕劻答：“翁尚书是支持的，张侍郎萌恒颇为其张罗。还有——”

　　慈禧太后打断道：“罢了，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思虑片刻，慈禧又言道：“若皇上任性乱为，要紧处汝等阻之。”

　　奕劻对道：“皇上天性，无人敢拦。”

　　刚毅更是伏地痛哭，言：“奴才婉陈，屡遭斥责。”

　　慈禧又问：“难道他自己一人筹划，不商之你等？”

　　荣禄、刚毅皆言：“一切只有翁同龢能承皇上意旨。”

　　翌日朝对时，庆亲王奕劻便将太后的懿旨告诉光绪帝，说：“皇上欲办事，太后不阻。”帝闻之，即令翁同龢代拟变法谕旨，立意变法。翁同龢连夜着手草拟变法诏书。

　　六月十一日，朝廷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诏曰：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内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循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方今各国交通，使才为当务之急。着各直省督抚于平日所知品学端正、通达时务、不染刁气者，无论官职大小，酌保数员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带领引见，以备朝廷任使。

　　写这份诏书的，正是帝师翁同龢。诏书中极力倡导设立京师大学堂。后来事实证明，京师大学堂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对中国命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翁同龢虽然没教出什么好学生，却因力倡建立京师大学堂而造福华夏久远。

　　京师大学堂，乃北京大学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