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十月，当日军占领武汉时，日本国内民族情绪达到癫狂的程度。仿佛日本已经将古老的大国——中国，踩在脚下；仿佛古老的大国——中国，已经跪拜在地。

　　不得不承认，中国确实有少数人做好了下跪的准备，并且有些人正争着抢着要第一个下跪。

　　日本原本天真认为，占领中原就等于占领了中国；占领了武汉，就等于颠覆了国民政府。然而，日本很快发现以他们有限的兵力，只能占领中原少数几个城市，比如河南省城开封。莫说湖北全省，即使是武汉地区，日军也不能全占。而武汉的上游还有一个城市——重庆。

　　日军站在武汉城向西一看，巍巍崇山，滔滔江水。

　　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特意提到日军必取广州、武汉、兰州三点。因这三点是包围西南的战略要点。

　　只是，西南大山峻岭，无论是战车、坦克、大炮、飞机都不好使。且山多林密，路窄崎岖，一旦陷入西南，就陷入山林游击战中，且后方补给会出现难以预估的困难。

　　直到这个时候，日本人才明白什么叫战略纵深。

　　小国寡民、资源贫乏的日本最忌讳战争旷日持久，因为这将造成日本国力的无限消耗，难以实现其世界战略。然而，十五个月的战争结果却是，日本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成为泡影，而其力求避免的不利状况却成为现实。

　　在日本的铁蹄践踏下，中国人民不是屈服了，而是奋起反抗；国共两党在民族危机面前，不是内斗，而是尽释前嫌，合作抗日。于是，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两个战场：正面战场、敌后战场。

　　至一九三八年底，日本已在中国战场上投入了近百万的庞大兵力，付出了近四十五万人伤亡的代价，换来的是一种骑虎难下的窘境。中国全国性抗战开始后不久，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格局。在绥远、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一线约八千华里的正面，日军面对着二百多个师的中国国民党军队——日军终于可以领略到什么叫“八千里路云和月”。另一方面，在相当于日本本土近三倍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战线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遍布各地。至一九三八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华北、华中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西南、晋冀豫、冀鲁豫、冀鲁边、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已发展到十五万六千人枪，新四军发展到二万五千人枪。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总人口达五千万人以上。日军仅能局促于主要城镇和主要的交通沿线地区。

　　在这样一种战争态势下，日军若想继续维持战略进攻的势头，就必须投入更大的兵力和更多的物资补给，并准备承担远甚于以往的人员及物资消耗。

　　侵华战争发动之后，日军不得不扩充军队，日本大规模扩军，先是在一九三七年扩编了七个师团，继而于一九三八年又扩编了十个师团，使其师团的总数达到三十四个。短时间内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扩军，使日军的兵员组成出现问题。日本陆军省军务部门统计：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侵华日军成员中的现役兵仅占11.3％，预备役兵占22.6％，后备役兵占45.2％，补充役兵占20.9％。

　　与抗战初期相比，进入一九三八年之后，日军单兵素质已经大大下降，这就是为何华北战场日军动辄伤亡上百、上千。

　　与兵员动员的窘况相伴随的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的动员补给同样难以为继。开战之初，日本认为仅凭现有军需储备一举就能击败中国。但是，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和持久，各类军需物资的消耗直线上升。日本被迫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开始实施“中国事变第一次军需动员”。 此次军需动员除了涉及原有的陆海军兵工厂外，还动员了约三千八百家民营工厂，对民营工厂的利用率达到平时的二点五倍。第一次军需动员按计划至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历时六个月。但战争不但没结束，反而日渐扩大。步枪、炮弹都不够用，到一九三八年六月，连学校用的教练步枪都被收回。日本只好追加实施第二次军需动员计划，时间为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为了保证计划指标不再落空，当局把动员的民营工厂扩大到四千多家，并采取了诸如利用代用品，回收废品，乃至降低产品规格的措施。但是，第二次军需动员仍然达不到战争的实际需要。

　　十五个月的对华战争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大量的战争消耗却造成日本各类物资的极端匮乏，进而动摇了日本脆弱的经济基础。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三月，短短八个月内，日本就连续四次追加临时军费，累积总额高达七十四亿日元，是一九三六年日本预算总岁出的三倍多！

　　日本战争之初设计的“以战养战”也因为其残酷而野蛮的法西斯杀戮和破坏，使其占领区经济和民生遭到彻底的破坏。除了少数的汉奸外，日本的野蛮杀戮和掠夺也已毁坏了拉拢到中国任何阶级来支援它的可能性，并因而失去了建立一个新中国政权为日本人的利益来统治被占领区的可能性。

　　《亚细亚》杂志发表评论，指出：

　　当日本军阀贸贸然毁坏了大上海的买办阶级资本家与江苏、浙江之银行家及地主时，它错过了“获胜此次战争”的唯一机会。（所谓获胜此次战争，就是战争结束而军需之积需并未动用，直接的战略必要条件均能实现，它作为西太平洋最强国之地位并未动摇，并有一中国政府能与之媾和修睦及依照其帝国理想统治自国。）因为毁坏了他们，就是毁坏了日人欲实现和平妥协所必不能缺的分子之经济基础及其在政府中具有左右力量之政治势力。目前中国政治机构的经济基础已经完全变更。同时，这政权也更为散漫，不复具有实现和平的能力，所以也就失去作为日本统治工具的主要价值。现在，已不再有任何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中心，足使日本凭之而能获得决定的胜利。只有在上海和江浙省区，日本才有机会有利地结束其冒险。现在它已经无力从中国内地的泥淖中自拔了，它侵入内地愈深，它也陷溺愈深，希望也就愈为微小。

　　而日本拉拢而来的汉奸，也因为其低劣的人品、贪婪的本性，不仅不能维稳社会，反而成为社会不安因素，成为帮凶，成为掠夺者。

　　显然，由于日军的野蛮破坏和剥夺，且由于中国军队，包括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敌后战场的开辟，日军“以战养战”的策略彻底破产。

　　出于对物资短缺及其对经济影响的考虑，一九三八年五月，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在《我国经济国力判断》的报告书中提出：尽早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不能和平之际，依靠缩小战争规模来全力充实国力，改善国际收支。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初，原本是将侵华作为有利于其对外扩张总体战略的首要环节考虑的，即通过速战速决，建立以日本为首的“日满华同盟”，再依靠这个“同盟”赋予日本的强大力量，实现其南进和北进的大扩张。经过十五个月战争，这个预想彻底破灭了。侵华战争不但未能帮助日本的总体战争计划，反而成为沉重的包袱，使日本在即将到来的国际大转机面前失去了从容应对的能力。有鉴于此，日本被迫对既定的侵华方针作出重大调整。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日本近卫文麿发表《东亚新秩序》，文中指出：

　　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这次征战之最后目的，亦在于此。

　　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的结合。这就是有助于东亚之安定和促进世界进步的方法。

　　“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帝国希望中国国民善于理解我国的真意，愿与帝国协作。固然，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帝国深信不疑，各国也将正确认识帝国的意图，适应东亚的新形势。特别是对各盟国的一贯厚谊，深表满意。

　　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渊源于我国的建国精神，完成这一建设，是现代日本国民的光荣任务。帝国必须在国内各个方面坚决进行必要的革新，以谋扩充国家的整体力量，排除万难，为完成这一事业而迈进。

　　政府在此声明帝国一贯的方针和决定。

　　此声明，一要迫使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地位，二要迫使中国政府成为日本对外战争的工具。简而言之，就是要中国成为大日本帝国的附庸，成为其发动世界大战的奴隶和兵卒。

　　按照新方针的精神，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及参谋部制定了《抗日政权屈服或崩溃的要领》，对所谓“政略”进攻作了详尽规定：

　　除作战行动外，当前大致要采取以下方策：

　　（1）促进占领区的治安和建设；

　　（2）进行建立新中央政权的工作；

　　（3）酝酿反蒋、对日和平气氛和争取民众等工作；

　　（4）进行反共宣传；

　　（5）促使抗日军队内部崩溃；

　　（6）利用高宗武一派，争取新官僚和民众；

　　（7）进行西南独立工作；

　　（8）收买和利用杂牌部队及各种武装团体；

　　（9）促使第三国（特别是德、意、波兰）否认蒋政权；

　　（10）促使第三国（特别是英、美、法）放弃援蒋政策；

　　（11）加强对苏谋略。

　　在确定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新方针后，日本的军事战略也作了相应调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六日，陆军省、参谋部在《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方策》的文件中，对新的军事战略的各要点作了阐述。

　　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战争。“虽要利用攻占武汉、广东的余势，致力于事变解决，但是，要迅速取得成果，预料尚有困难。为应付长期作战，...以攻占汉口、广东为行使武力的时期。然后，自主地指导新中国的建设，特别要防止急躁。”

　　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虽然肃清抗日残余势力的工作仍须继续进行；但主要有待于以坚强的军力为背景，进行政略与谋略工作。”

　　第三，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要求战地日军在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在兵力上“为准备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要在各方面减少驻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

　　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在华日军要把巩固占领区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基础性工作”，“固定配备充分的兵力”、对正面战场则要求把“兵力配备限制在最少限度内。”

　　依据新的军事战略，日军在结束武汉会战后，即着手调整部署，实行向保守占领地的持久战态势的转变。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在中国关内有二十四个师团、四个独立混成旅、一个骑兵集团（二个骑兵旅）和一个支队，其中，华中派遣军有十三个师团、一个支队；华南第二十一军有三个师团；华北方面军有八个师团、四个独立混成旅和一个骑兵集团。日军的主力在正面战场。其后，日军进行了大规模的交替换防，将久战疲惫的师团陆续遣返归国休整，同时按照保守占领地的要求，新编了一批适合警备任务的三单位编制的师团和独立混成旅团，替代回国部队。至一九三九年底，侵华日军新部署基本完成后，在中国派遣军（一九三九年九月组建）隶属之下的侵华日军共有二十四个师团、二十个独立混成旅团、一个骑兵集团。

　　这些部队分为四个战略集团，其各自的兵力及任务如下：

　　第十一军配置在武汉地区，下辖七个师团、二个独立混成旅团，任务是对中国军队的主力进行以攻势防御为特点的作战；

　　第二十一军辖四个师团、二个独立混成旅团，任务是以广州、虎门为根据地，切断中国的补给路线；

　　第十三军辖四个师团、四个独立混成旅团，主要任务是确保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的占领地区的安定，迅速恢复京、沪、杭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

　　华北方面军作为最大的战略集团其兵力为九个师团、十二个独立混成旅团和一个骑兵集团，负责确保已占据的华北地区的安定，迅速恢复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及蒙疆等重要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

　　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在《从战争指导观点出发处理目前各案件的准则》中，也把在治安地区，特别是在其中的主要地区进行必要的建设作为持久战争的一个主要手段，并强调：“目前在重要治安地区确立治安和建设尤为重要。为此，要在逐渐形成重点的同时，为长期计划制订各种措施。”

　　虽然日本人主观愿望很好，将东亚共荣天天挂在嘴边，甚至刷在每一面墙上。但是，日本永远改变不了的是他掠夺的本性。

　　一九三八年春夏，一位英国记者在河北、山西日军占领区走了一圈，他亲眼看见日本军队恐怖政策所造成的残酷地狱。他说：“日本经济的性质是这样的：那些新帝国主义者已被驱使而从事一个最残忍而毒辣的搜刮政策了。他们必须马上得到补偿，否则他们便灭亡；这是现代日本的统治者以国家为孤注一掷的一个大规模的赌博。所以他们的办法，是对于所有的占领区域任何阶级及任何部分的人民，绝不随便放过的。不久以前，即使那些目前给予征服者以支持与助力的商贾和地主们，也将明白自己行为的错误。”

　　掠夺与压迫，彻底破坏了占领区的经济，原本就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难以为日本战争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因此，日本国内的工业就必须全力为战争服务。然而，战争越是深入，所需劳力和兵员就越多，人力资源的不足，越来越变得突出。

　　打到现在，日本国力就像弹簧一样拉着日军，日军每进一步，弹簧的拉力就增大。日本国力的捉襟见肘，处处可见。

　　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预料一样，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这个阶段的到来，既是日军国小力薄造成的，更是中国军队顽强抵抗造成的。

　　此时，日本已经占据中国半壁江山，就如当年曹操站在长江边一样志得意满。然而，此时的日本就如玻璃瓶里的蛤蟆，看似前途光明，其实出路不大。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四日，蒋百里病逝于广西宜山。

　　这个一生都在思虑如何击败日军的军事学家，在他临终前终于看到了希望：原来中日之战除正面战场外还有敌后战场，原来现代战争除阵地战、运动战外还有游击战。再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系统、科学地阐述了为何是持久战、如何持久战。

　　蒋百里安然地闭上了眼睛，他的眼角流的是热泪。

　　民主人士邵力子赠的挽联，最为深刻地表达了蒋百里战略思想：

　　合万语为一言，信中国必有办法；

　　打败仗也还可，对日本切勿言和。

　　如何诱降中国？

　　此时，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即是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