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之所以能够在中条山坚持下去，是与八路军的积极作战、密切配合分不开的。此时的八路军已经对日军在华北的军事行动构成极大威胁：日军一集结，情报就外泄；日军一行动，沿路就有破坏、袭扰；日军一作战，后勤补给就被截断。

　　薛公岭位于汾阳与吕梁离石交界处，太原、绥德公路由山顶通过，是扼守晋陕通行的制高点。山脚下吴城镇，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吴起曾在此屯军练兵。

　　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此设防。

　　九月上旬，日军第一零八师团一部沿汾离公路西犯，占领离石、柳林，进逼军渡、孟门、碛口，威胁黄河河防和陕甘宁边区。

　　怎样让这股日军知难而退呢？截断其补给线！

　　一一五师代理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决定选择吴城镇东南的薛公岭打击歼灭进犯之敌。

　　该地公路弯曲，两侧山高林密，不利敌观察，却利于八路军小部队隐蔽。

　　九月十四日拂晓，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在团长李天佑率领下，于汾离公路中段的薛公岭设伏。八时许，汾阳日军二十余辆满载军用物资的汽车在二百余名日军的护送下,沿汾离公路西进，十时许，驶入伏击区。八路军以各种火器猛烈开火，顿时日军乱作一团。八路军趁势发起冲击，展开白刃格斗，激战约一小时，全歼该部日军。

　　九月十七日,天下着阴雨。所谓下雨天打鬼子，闲着也是闲着。

　　第三四三旅补充团趁阴雨濛濛在吴城镇以西油房坪设伏，希望能搞些补给。不料，果真等来了猎物。上午，从汾阳城开出的日军运输汽车二十辆在步兵二百余人护送下,驶入预伏区，补充团突然发起攻击，经一小时激战，毙敌一百余人，击毁汽车九辆，缴获物资一部，其余十一辆汽车向西逃窜。

　　西犯的日军屡遭伏击，后方补给被切断,被迫于九月十九日向汾阳方向撤退。第六八六团、补充团及第六八五团第二营，又于薛公岭东南王家池附近设伏。二十日九时许，日军先头步骑兵八百余人进入了伏击区。伏击部队突然开火，旋即发起冲击，以一部兵力拦头、击尾，以主要兵力从中间分割，经一小时激战，将日军大部歼灭。

　　汾离公路三次伏击战，共歼日军一千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五百六十余件，骡马一百余匹，击毁汽车三十余辆。八路军伤亡一百八十余人。

　　从德国归来的寺内寿一见华北乱成一团糟，一肚子恼火，决意先踹掉华北最大的共军窝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九月，日军为实现“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北围五台”的作战计划，在华北集中第二十六、第一零九、第一一零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第四旅团等部共五万余人，从平汉、正太、同蒲、平绥线出发，以分进合击战术，对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实施多路围攻。

　　九月二十日，日军以二万余人首先由东线河北定县、望都、保定向西进犯，矛头直指阜平。二十四日后，日军又二万余人相继从西、南面的忻县、代县、定襄、孟县、浑源、井陉分多路向五台山地区进攻。

　　晋察冀军区部队和一二零师一部在聂荣臻指挥下展开反围攻作战，采取的战术是：用小部队不断袭扰、消耗、疲惫敌人，在敌占优势的情况下，以游击战与敌周旋，主力转移外线机动；对根据地内的敌人进行连续袭扰，破坏其交通，断其供给，实行坚壁清野，迫敌撤退。待敌撤退时，寻机歼灭。

　　在东线，第三军分区部队在定县七里庄和唐县店头镇歼敌二百五十余人；第二军分区亦给西线和南线日军以有力的阻击。敌虽占了曲阳、唐县、定县，但因受到有力打击而进展困难。

　　北面之敌，从易县、蔚县、广灵分三路南犯。

　　九月二十七日，东线之敌分三路向阜平进攻。

　　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急电第一军分区，令分区司令员杨成武亲率一团、三团火速前去阜平援助参战。一分区只留下还未整顿就绪的二团在涞源，正带着三团在平西妙峰山、潭柘寺一带活动的杨成武立即带着三团日夜兼程往回赶，他们从门头沟、经涞水野三坡，走紫荆关、走马驿、倒马关，十月一日，在曲阳县进入阜平县的冯家口与日军遭遇，狠狠打了一下，然后赶到东西庄，与从冀中回来的一团会合。

　　为掩护阜平边区机关安全转移，杨成武决意在东西庄狙击日军，以纪亭榭第三团一个营在公路正面阻击，其余两个营埋伏在东西庄的西北山上；陈正湘第一团则埋伏在东西庄的北山上，担任伏击。辅助作战的第三军分区第十大队从东面截断日军的退路，第三纵队独立旅一部在大沙河以南的大、小石坊和董家沟口、神台地区，担任预备队。

　　敌人来了，而第三军分区还没来，第一军分区两个团在游击队帮助下，单独承担作战任务。

　　十月三日晨，日军第一一零师团先头部队一百余人向东西庄试探进攻，被八路军第三团正面阻击的部队击退。

　　十月四日晨，日军八百多名步骑兵，在火炮、坦克和飞机的掩护下，向东西庄发动进攻。

　　上午九时许，日军先头部队一百多人冲到了西庄，用迫击炮轰击八路军阵地，并企图通过河滩进占西庄。这时，在河滩正面的第一团第二营和埋伏在西北山上的第三团主力，同时反冲击，击退了日军，并展开激烈的白刃战。

　　不久，日军增兵赶到，并加强火力进行第二次冲击。八路军在日军炮击时，适当后撤。等炮火一停，又跃入阵地，与日军展开激战。由于进攻无果，日军在第四次攻击时，竟然施放毒气弹。幸好风向逆转，日军反而被自己的毒气弹熏伤一百多人。

　　至下午三点多，日军从曲阳、党城一线前来进攻阜平的总兵力已达七千多人。

　　八路军阻击部队与日军在东西庄反复厮杀鏖战三天，终于完成了上级赋予的阻击任务，掩护晋察冀边区机关安全转移。

　　东西庄战斗是整个反围攻战最激烈的一次战斗，日军伤亡一千二百余人。一分区伤亡四百多人，其中，四十多位连排干部牺牲，另有七百多人中毒。杨成武说：“自东渡黄河以来，我们还没碰到过这么艰苦的战斗。”

　　至十月六日，日军先后进占涞源、灵丘、五台、阜平等根据地核心区域。

　　十月六日始，日军数千人从五台、大营等地出动，合击石咀、台怀、金刚库地区，企图围歼根据地领导机关，并捕捉八路军主力决战。日军合击扑空后，即在根据地内修筑据点，转入分区清剿。此时，转向日军侧翼的军区部队和各地游击队，四处破坏日军交通运输线，打击修筑据点和分散清剿的日军。

　　随着占领区域扩大，此时的日军，分散、孤立、踞守各地，成孤岛状态，已陷入被动困守。

　　十五日，八路军第一二零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七团在明堡设伏，全歼日军运输大队一百余人，吹响了根据地军民反击日军入侵的战斗号角。

　　军区部队开始驱逐深入根据地之敌，先后发生十九次战斗。

　　至二十七日，日军实在难以坚持，开始弃城、弃据点而逃，伴随而来的就是三光——杀光、抢光、烧光。

　　军分区军民同仇敌忾，在敌逃走时，阻击、侧击、尾击。

　　八路军主力部队更是深入敌后方交通要道沿线，袭击逃逸之敌。

　　十月二十五日，日军北线指挥官、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由宪兵队护送，率炮兵、工兵共三百余人，从张家口出发，先到蔚县，并将经广灵到灵丘等地督战。

　　八路军很快就收到敌伪内线情报。

　　一二零师三五九旅获此情报后，旅长王震决心歼灭该敌，遂命主力第七一九团和第七一七团一部于邵家庄地区设伏，消灭日军，并以第七一八团一部在灵丘以北二十华里的黄台寺地区阻击可能由灵丘出援的日军。

　　二十八日八时许，灵丘日军乘汽车十余辆北上接应常冈宽治一行，遭到八路军第七一八团伏击，被歼两百余人，余部退回灵丘。

　　十时许，常冈宽治率宪兵、炮兵和工兵等两百余人，乘汽车十余辆，由广灵进至邵家庄伏击地区。七一九团第一营和第七一七团第九连，突然向日军发起攻击。

　　七一九团一营教导员彭清云担任突击队长，带领战士们如猛虎下山，向敌人发起了冲锋。敌人见势不妙，企图依托汽车作掩护，进行火力拦阻。我突击队不顾一切地猛扑过去，与敌军展开了白刃格斗。这时，彭清云突然看到一个日军胖军官依托汽车后轮，挥着战刀，叫嚷着指挥敌军进行顽抗。彭清云目测了一下距离，伸手向班长张有仁要枪。张有仁知道，彭清云是全团有名的神枪手，赶忙把他的“三八大盖”递过去。彭清云瞄准后只一枪，胖军官便应声倒下，日军阵营顿时大乱。事后据情报得知，被彭清云击中的那个胖军官，就是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他身负重伤，侥幸生还。

　　在随后的战斗中，彭清云的右肘关节不幸被子弹打穿。送到后方医院，恰好白求恩大夫上前线了，久等不回，卫生所所长李朝选、护士长小颜冒着漫天大雪，护送彭清云前去找白求恩大夫，最终被截肢，成了独臂将军。

　　是役，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共歼灭日军三百余人，击毁汽车十余辆。

　　十一月三日凌晨，日军第一零九师团一三五联队五百余人，由蚋野大队长率领，孤军冒进，袭占了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部队驻地高洪口，八路军干部战士共牺牲二百五十余人，高洪口区村干部和群众被杀害四十九人，民房被烧毁数十间，粮食被劫走六千余斤，高洪口村民蒙受了一场残酷的劫难。

　　高洪口惨案的消息火速送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案前。此时，聂荣臻司令员正在阜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一听此消息，猛地用拳头狠击了一下桌子，愤怒地说：“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又欠下中国人民一大笔血债！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他看着军用地图说：“敌人突袭高洪口，是临时性突击扫荡，并非要长期驻守，必然连夜返回五台县城，我们可利用这一时机打一伏击战。”于是，聂荣臻当机立断，命令最近部队、暂住五台县白家庄镇寨里村、中庄村的一二零师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政委廖汉生率队在傍晚前赶到日军返回五台县城的必经之路——五台县天和石沟，采取布袋战术，伏击日军。

　　聂荣臻用少有的强硬口气对张宗逊、廖汉生说道：“务必全歼！”

　　五台县天和乡石沟地势险要，两侧青山迤逦不断，重峦叠嶂，沟长二十华里，山峰对峙，怪石嶙峋，而沟底最窄处宽仅数丈，乱石滚滚，溪水长流，道路蜿蜒曲折，崎岖难行，是打伏击战的绝佳场所。

　　张宗逊、廖汉生根据地形，决定七一四团进至石沟西北部的滑石片村，准备打击五台可能出援之敌与截击滑石片逃窜之敌；七一五团在与天和毗连的五台茹村横墙湾一带抗击日军，并打击可能增援之敌；七一六团设伏于滑石片村以西高地担任主攻歼敌任务，其中七一六团三营占领滑石片西北垭口两侧高地拦腰分割敌人，一营埋伏于石沟东南沟口，截击敌人退路，专等日军往口袋里钻。

　　日军打了难得的胜战，兴高采烈地将缴获的战利品或背在后背，或挂在枪上，甚至举着八路军战旗。一路上不见中国军民，只见一片衰草。

　　走到石沟前，天色已晚，带路汉奸停步不前，对翻译说道：“前面危险，怕有八路埋伏，不如歇息一夜，明日再走？”

　　蚋野大队长问怎么回事，翻译官答说：“怕有八路军埋伏，不如宿营一夜，明日再行。”

　　蚋野小眼睛盯着汉奸看着，见汉奸紧张无比，拔出枪指着汉奸。汉奸一惊，慌忙说道：“安全的，安全的，走，走！”

　　日军进入石沟后，变得谨慎起来，以作战队形前进，前后约有一里多长。走了许久，始终不见动静，一片死寂。

　　当日军大部快要走出石沟，进入滑石片山下时，日军大大舒了一口气，抬头望着璀璨的星空，颇有重见天日之感。

　　就在这时，突然响起一声清脆的枪声。

　　“八嘎！”

　　蚋野以为是谁走火了，不过，他立刻领悟到，这是王八盒子发出的枪声，这种枪除日军指挥官外，八路军指挥官也人手配了一支。

　　这正是埋伏于沟口的一营指挥员下令战斗的枪声。

　　日军遭突然打击，慌忙一边抗击，一边寻找逃路，企图向前突围。二营进至滑石片沟里时，恰与像疯牛一样逃亡的日军遭遇。二营各分队立即猛烈向敌人侧翼冲击，居高临下，从滑石片两侧高地向日军扔下雨点似的手榴弹。三营则利用有利地形，迎头堵击日军，并进行侧击，分割包围日军进行歼灭。遭到突袭的日军进退维谷，乱作一团。刚刚还趾高气扬的蚋野顿时慌里慌张，凭借优势火力，慌忙指挥日军架起三门大炮、四门迫击炮向我军发起冲锋。面对日军占据优势炮火的猛烈反击，坚守高地的八路军战士，用手榴弹向敌群投掷，并用数量不多的几挺机关枪向敌人扫射，日军的三次连续冲锋硬是被我军打退。

　　蚋野开始还在马上指挥着战斗，马被枪炮声惊得将他甩下来，蚋野借势一滚，竟然滚入一个石灰窑里。

　　天亮了，枪声停了，蚋野被石灰呛得连咳几声。

　　这个时候，听到翻译官非常诚恳地叫声：“太君，出来吧，八路不杀俘虏！”

　　另有一小股日军侥幸逃出，向五台方向逃窜时，被我预先埋伏的七一五团当头截住，全部被歼。

　　此次战斗，全歼日军五百余人，无一活口，为高洪口军民报了血仇。

　　至十一月七日，反二十五路围攻取得胜利。

　　此次战役，历时四十八天，进行大小战斗一百三十余次，共歼灭日军五千二百余人，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

　　由于第二战区卫立煌部十几万大军集结于晋西南，在这两面临水的狭小地域内，一一五师发展空间不大。

　　在考虑全国战局，国民党方面认为长江是防守重心。

　　毛泽东却不如此认为。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地理上以秦岭—淮河划分为南北，但在军事意义上，实则应以黄河划分南北，即华北战场和华中战场。

　　那么华中战场的关键节点又在哪里呢？

　　在毛泽东看来，黄河决堤之后，中原的战略地位大大降低，从日军控制的东北、华北、华中来看，三处结合点不是中原——河南，而是山东。

　　只要控制了山东，就能有效地阻断日军南北联系。

　　毛泽东决定将他手中最重要的一枚棋子放置在南北结合点——山东。

　　早在八月，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委肖华率旅机关一部从山西出发，于九月二十七日到达冀鲁边区乐陵城，旋整编部队，成立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

　　十一月，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奉命率一一五师师部及三四三旅从晋西南吕梁山一带远赴山东，实现战略大跨越。

　　这是抗日战争中对中国共产党军队来说最具战略意义的一次战略转移。

　　为实现这一伟大的战略目标，毛泽东派出的是最擅长做政工工作的罗荣桓，这也是一九五五年共和国授勋时从事政工工作而被授予元帅衔唯一一人。对于罗荣桓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贡献，后来毛泽东是如此称赞罗荣桓的：“罗荣桓到山东的第一天，就想的是把山东全部拿过来，就想到为把全国拿下来尽义务。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只有山东全省是我们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北，南下长江，都主要依靠山东。罗荣桓在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地区，做好了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事业。”

　　到十二月，八路军一二零师已经开辟了以大青山为依托的绥西、绥南、绥中三块游击根据地。日寇统治伪蒙疆的心脏——归绥已处在八路军抗日游击战争的包围之中，归绥地区的城郊也成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组成部分。

　　大青山属于阴山山脉中段，是中国北方疆域的屏障，那首脍炙人口的《出塞》描写的正是我历代将士在此保家卫国的故事：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共产党人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就如围棋棋盘上一枚枚棋子，有些单独而立，有些相连，开始看似不起眼，然而就如夏日黄昏后的天空，开始只是一颗两颗星星，当夜幕渐渐降临时，就会发现，满天都是璀璨的星光。

　　自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聂荣臻在山西五台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开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后，抗日根据地就如雨后春笋，到处冒尖、成长、壮大。这些抗日根据地包括：陕甘宁、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山东、华中、苏北、苏中、苏浙皖、淮北、皖江、河南、鄂豫皖、湘鄂、东江、华南、皖北抗日根据地等。

　　除了这些大的抗日根据地外，还有无数小的抗日根据地，小到一座山，一个村，甚至一家人，一个人。

　　日本侵略者完全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海洋。

　　哪里有压迫，哪里有掠夺，哪里就有反抗，由于日军改变不了压迫、掠夺的本性，因此中国人民就势必反抗。因此，真心抗战的军队一定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这是共产党军队之所以能够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根本原因。

　　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壮大，彻底打破了日军“以战养战”的企图。日本侵略者占据哪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就进入哪里，根据地就延展到哪里。

　　“寇可往，吾亦可往！”

　　在中国国土上，日军从此再无后方。

　　璀璨的星空出现两颗闪亮的星，卡尔逊最先看到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不仅是国民党，还有共产党！

　　回到汉口的卡尔逊不遗余力地为共产党进行宣传，呼吁对根据地军民进行援助。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定期报告中，卡尔逊称赞在中共那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腐败；军队官兵平等、精神饱满、斗志高昂。他还在信中建议：应该援助中共这支抗日武装。他的某些言论使海军检查官有些头痛，他的言谈被认为是超出了作为外交官所能许可的限度，与美国海军部的看法也大相径庭。特别是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对美国来说也具有危险性，这不仅使东京，也使华盛顿颇不满意。更使华盛顿方面和国民党方面绝对不能容忍的是，他把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当作抵抗日军和民主的典范来加以颂扬。于是，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六日，卡尔逊接到不得在公开场合发表类似上述情况的谈话的命令，否则要严厉追究责任。

　　经过一天的痛苦思索后，卡尔逊于九月十七日向美国海军部提出辞呈。他说:“我还没讲完事情的一半。如果不改变成个人身份的公民，我就不能再讲下去。因此我提出辞职，辞去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军官的职务。紧迫的责任感不让我作旁的选择。”

　　就在他决定辞职后没几天，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却拍来准备晋升他为少校的电报，但他毅然表示不能接受。

　　卡尔逊决定将一年来所见所闻，写成一部书，这部书后来定名为《中国的双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