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八号建造了一幢花园洋房，特在花坊下造了一个大地下室。全面抗战爆发后，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胡适、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劢等人，常来此躲避空袭。他们常常讨论时局，都对中日战争前景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于是胡适给这个非正式的组织起了个名字“低调俱乐部”，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

　　作为中共叛徒，周佛海对“低调俱乐部”有过一番解释：“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着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

　　“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中，陈布雷是总统府国策顾问，是蒋介石的“文胆”，蒋介石的以往许多反共、对日妥协的文章就出自此君之手。

　　一九三八年九月，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后，就与“低调俱乐部”中断了联系。胡适留给“低调俱乐部”一句箴言——“和比战难百倍”。

　　但“低调俱乐部”的灵魂却不是以上三人，而是汪精卫。

　　早在一九三五年，因汪精卫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社会舆论哗然。同年十一月一日，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被王亚樵派遣的义士孙凤鸣刺成重伤，打进脊椎的子弹始终无法取出。医生断言：汪活不过十年。

　　从此之后，汪精卫就成了无脊椎动物。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绪，说道：“张悌说‘吴亡之际，乃无一人死节，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吴亡，而惟一死自尽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为奴为隶，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办法。”汪精卫继而说道：“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

　　一个没有脊梁之人，也只能说这些话了，难道你还能期望他上战场杀敌？

　　汪精卫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运动”。对于战与和，汪精卫则说：“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当中国军队在前线拼死抵抗时，“低调俱乐部”则批评国民党主战派说：“蒋委员长等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国民党军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政府。”

　　南京瞬间沦陷，低调俱乐部成员一度四散。一九三八年初，在汪精卫、蒋介石授意下，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在武汉组织了一个以反共媚日为宗旨的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于是，“低调俱乐部”成员又聚集在“艺文研究会”招魂幡下。

　　艺文研究会的宗旨就是反共亲日，“一，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二，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

　　这正符合蒋介石需求。在蒋介石看来，军事上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谋求政治上和谈。由于日本胃口一再变大，如果接受和谈条件，蒋介石合法地位就受到了质疑、威胁，甚至像汪精卫一样要挨枪子。

　　作为政治上成熟的蒋介石明白，到了今时今日，汉奸是绝无好下场的。既然汪精卫一心想当汉奸，于是蒋介石决意，打仗的事我来承担，和谈的事你去承担。

　　所以在蒋介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下，在蒋介石半怂恿半纵容下，汪精卫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汉奸之路。

　　汪精卫的骨子里有“即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情怀。

　　一九三八年初，蒋介石以加强军事为由，提出国民党中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最高决策机关，取代以前的最高决策机关中政会。国防最高会议的《组织条例》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由军委会委员长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担任，蒋介石是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是中政会主席，所以蒋介石出任主席，汪精卫出任副主席。三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修改党章重新确立国民党的领导体制，规定国民党设总裁一人，副总裁一人，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这样，蒋介石借战争的理由，名正言顺地夺取了汪精卫长期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汪精卫意识到国民政府已没有对日媾和的可能，于是决定暗中努力，以便在适当时机接洽停战。

　　一九三八年二月，在汪精卫、周佛海的推动下，蒋介石派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高宗武从武汉去香港，与日本政府取得联系。由于此时日本诱降的对象已从蒋介石转为汪精卫，高宗武此行，实际是为汪精卫日后的叛变开辟了道路。

　　高宗武，浙江乐清人，早年留学日本，二十九岁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职务，专门从事对日外交工作。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二日，高宗武飞抵香港。他在香港开了一家“宗记洋行”作为掩护，稍事布置，又马不停蹄地转赴日军占领下的上海，试图尽快沟通与日本的联系。高宗武在上海刚一落脚，便与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取得了联系。松本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智囊，情报界把他看作是近卫的私人驻华代表，是个重量级的人物。松本与高宗武在日本帝国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有同窗之谊，与高宗武早就相熟。高宗武急切地向松本重治打探近卫内阁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内情，能坚持到什么时候？何时能重开谈判之门？松本告诉他，占领南京让日本人发狂了，这是一个重要原因，目前的外交僵局是打不开的。

　　正当高宗武一筹莫展之际，生于中国长于日本的董道宁在刚刚卸去“满铁”职务、专门从事特务活动的西义显的协助下，与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搭上了线。影佐写了两封措辞暧昧的书信，托董道宁带给日本士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应钦与张群。

　　三月二十八日，高宗武将影佐的信件交侍从室直接呈给了蒋介石。四月五日，蒋介石召见了高宗武。

　　四月十四日，高宗武第二次从汉口飞赴香港，西义显早已从上海赶来等候。高宗武告诉西义显，蒋介石看了影佐的信后，表示了如下的意见：向敌将致信，等于以武士的生命交于敌将，对其诚意及勇气深表敬意；东北、内蒙可以留待他日协商，河北、察哈尔则须绝对交还中国，日本应尊重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如果上述意思承你们谅解，便先行停战，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和平细目的谈判。西义显将信将疑，觉得上述意见不像是蒋介石亲口说的，更像是高宗武凭着自己的自信与胆略，以蒋介石的口气而作的回答。但他还是迅速返回东京，向日军参谋本部传递了这一信息。日本军方执意要以武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对西义显的传话不屑一顾，没有作出任何回应。

　　五月三十日，高宗武满心失落地飞回汉口。此时，恰好传来了日本近卫内阁改组的消息，卢沟桥事变时主张不扩大事态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蒋介石嗅出了一丝“和平”的气息，以行政院副院长张群的名义给宇垣发了贺电，一面令高宗武立即飞港，再次向日本方面传话，告诉他们：中央军尚有百万军火，即不再输入尚足两年之用；即使攻下武汉，内部亦决不会起变化。

　　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高宗武虽然身为外交官，两赴香港，并不满足于做蒋介石的传声筒，而是主动寻求与日本打开僵局的办法。自开战以来，高宗武一直认为蒋先生冷酷，汪先生温暖，内心里早就服膺于汪精卫了。他向松本重治和西义显透露，汉口有一个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派”，势力正在成长起来。他还与日方人员相约共同参与“和平运动”，以出场秩序的先后，称西义显为太郎，董道宁为次郎，西义显的助手伊藤芳男为三郎，高宗武为四郎，松本重治为五郎。高宗武两次返回汉口，在等候蒋介石召见的日子里，大量时间是在与汪精卫、周佛海密谋实现“和平”的办法。就在蒋介石派高宗武三赴香港的前夕，极度悲观的周佛海急了，劝高宗武不要再通过别人传话了，干脆自己直接上日本去联系。

　　六月六日，高宗武第三次从汉口飞抵香港。没过两天，高宗武听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新闻，花园口决堤了。十四日，在香港浅水湾饭店，高宗武与西义显坐而论道，提出了一条打开中日僵局的新思路：推戴汪精卫，使之成为蒋介石与日本之间媾和的媒介。十七日，高宗武又与抵达香港的松本重治会谈，将蒋介石口授的两点意见告诉他。松本反问高宗武，那究竟有何善策能打开目前的僵局呢？高宗武提出：首要之点在于日本撤兵；日本撤兵声明一发表，汪精卫即以下野响应，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然后各地的杂牌军，如云南的龙云，广东、四川的将领以及山西的阎锡山等，就会从各方面响应，使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演变成全国性的运动。听了高宗武的话，西义显和松本重治鼓动他直接上东京去，一举实现上述规划。六月二十三日，高宗武离港赴沪，准备渡日。

　　七月二日深夜，上海汉密尔顿大厦，松本重治为高宗武送行。松本摘下自己的军帽，戴在高宗武的头上，又把自己的从军记者证章别在高宗武的身上。伪装完毕，两人一同下楼上了一辆插着同盟通讯社旗帜的汽车，在夜色中向着码头方向疾驰而去。当汽车开到外白渡桥日军哨兵面前时，松本从车窗中探出脑袋，高叫一声：“同盟通讯！”哨兵便挥手放行了。就这样，高宗武悄悄地登上了日本“皇后”号客轮。

　　五日，高宗武在横滨上岸，影佐祯昭迅速将他接到东京。日本人掂得出高宗武的分量，知道他是可以直接向蒋介石说话的人。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海相米内光政、国会议员犬养健、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等人分别与高宗武会谈。高宗武仔细听取日本人的意见，发现日本军方丝毫也没有撤兵的打算，而是坚持要求蒋介石下野，看来以蒋介石为中心来打破僵局是彻底无望的。于是，高宗武主动向日本人推出了汪精卫。

　　影佐祯昭与今井武夫也向高宗武表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不能随便取消，作为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是要请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出马，最初的爆破任务由汪精卫来完成。如果“和平工作”走上正轨，立刻通过汪精卫的推荐，再改换成以蒋介石为正式谈判对手。

　　高宗武进而提出，希望以近卫文麿的名义写一封信给汪精卫，保证日本愿意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的中心。近卫认为以一国首相的地位，为时尚早，只允许由陆相板垣征四郎写信说明此意。

　　高宗武经上海返回了香港。这次，高宗武可不敢回汉口复命了，他差人将自己的东渡日记、会谈记录及个人观感送回汉口，交周佛海转呈蒋介石，以试探蒋介石的态度。高宗武的报告明确无误地传递了日本方面要求蒋介石下野、由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出马的信息。周佛海看了一遍，赶忙送呈汪精卫。汪精卫为了向蒋介石施压，又将报告交给了蒋介石。

　　早在七月九日，蒋介石即得报高宗武去了日本，顿时大吃一惊，他一直以为高宗武几番往返穿梭，都是在按他的部署行事，不曾逾越半步。在蒋介石看来，高宗武是有分量的外交官，此番主动赴日，即失去了姿态，等于求降。果然，几天以后，板垣征四郎公开发表蒋介石必须下野的声明，近卫内阁改组时的一丝“和平”气息顷刻间便化为乌有。二十二日，蒋介石看了高宗武的报告后，盛怒不已，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倭国对我变更态度，强硬威吓者，其果误认为吾内部已动摇乎？其实，与高宗武之荒谬赴倭有关。今观其报告，其误事果不浅也。”

　　后因高宗武患肺结核病，难以独自完成任务，汪精卫和周佛海最后加派梅思平去上海与日本特务会谈。

　　五四运动当日，游行队伍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闯入曹汝霖宅邸。学生们在痛打了章宗祥之后，放火烧了曹宅。其中，就有一位北大政治系学生，他叫梅思平。

　　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五日间，梅思平与松本重治就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与办法等连续进行了五次会谈。随后，梅思平、高宗武与西义显、伊藤芳男等人又做了进一步的谈判，并拟定了实现“中日和平”的详细方案。

　　十月二十一日，梅思平直接由香港飞往重庆，将他与高宗武在香港与日交涉所拟订的“和平方案”拿出来讨论。二十九日上午，汪精卫纠集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等会谈，重新将各项文件研究一遍，决定同意上海协议。其“和平运动”分五个阶段:

　　一，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外地宣布下野，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

　　二，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出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

　　三，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派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军未占领地区建立新的独立政府;

　　四，日本承认新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日军撤退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

　　五，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正“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