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认为，控制了上海、南京、杭州三地，就控制了江浙沪。

　　然而，在江浙沪却存在着一支共产党部队。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采取的是“北和南剿”的政策，即在国共和谈过程中，国民党对坚守南方的红军采取了报复性的剿灭。

　　对南方红军来说，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七七”事变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当局虽停止了军事“围剿”，但企图通过谈判、改编来取消南方红军游击队。

　　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兵锋直指国民政府首府南京。蒋介石再三权衡后，终于放弃了收编的企图，国共会谈出现了转机。陕北红军迅速被改编为八路军投入华北抗日战场。但是，国民党对卧榻之侧的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却顾虑重重，进展缓慢。

　　此时，一个人的到来而使僵局出现转机，这个人即是北伐英雄——叶挺。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由于先后受到李立三、王明的无端指责而决定退出共产党，加入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陈友仁、宋庆龄发起组织的“第三党”。一九二八年秋，叶挺到了德国首都柏林，先后流亡德国、法国等地。五年间，以翻译德文为生，还卖过水果蔬菜，还在柏林开小吃店卖油条、烧饼。一九三零年春，周恩来来到柏林，发现叶挺对革命失去了信心，与叶挺进行了促膝长谈。此后，叶挺常到图书馆等处翻阅报刊资料。德国军队被称为世界最强大的陆军，所以叶挺特别加以考察，进一步学习新的军事科学，掌握有关工兵等方面的知识，研究爆破技术。“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对日本一味退让，却不断调兵“围剿”红军。叶挺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十分气愤，回到澳门，结束了海外流亡生涯。那段时间，蒋介石不断派人拉拢叶挺，但均遭拒绝。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毅然决然地回到国内。

　　淞沪战役爆发后，叶挺找到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他表明希望参加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并建议成立一支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正规部队共同抗日。蒋介石采纳了陈诚的保荐，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一个军的改编方案。在没有征得中国共产党同意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发出通报，宣布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

　　在蒋介石看来，叶挺在国外过了十年流亡生活，已经脱离共产党且失去了共产党信任，想乘机把叶挺拉过去，通过叶挺再把红军游击队抓在自己手里。

　　九月二十七日，国民党的广播电台播放了项英《致南方游击队公开信》。作为南方游击队负责人，还处在游击区的项英在没有获知中央对目前形势、任务指示情况下，只在大体上明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擅自在公开信上写道：“余遵照党中央的宣言，已正式宣布停止游击战争，放弃过去一切活动，把全部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的武装，统一于政府指挥下效命杀敌。望接信后，立即集中，听候点编...”

　　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当天收听到了广播，心里非常不安，对张闻天说：“这个项英，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他目前还不明白统一战线必须保持独立原则的重要性，这样无条件地集中下山，要吃大亏的呀！”

　　毛泽东与张闻天联名给西安的林伯渠、南京的博古发去电报，要他们从速派人去寻找项英，告以情况与政策。

　　毛泽东与张闻天致电博古、叶剑英，提出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原则：以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二于原地改为保安队为原则，反对国民党提出的全部集中的要求；保安队均须进行政治上的整理，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派遣任何人；集中五分之三为一个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陈毅或刘英为参谋长，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任何游击队区域，均须中共中央派人亲去传达改编指示，然后集中。

　　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积极行动起来，派遣认识项英的顾玉良，前往江西联系项英。

　　顾玉良，上海嘉定人，共产党员，先后任中共中央内部交通员、内交科科长、中央交通局汕头交通站负责人。一九三三年春，任中共江苏省委技术秘书，六月被捕，一九三七年九月出狱。

　　顾玉良持着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亲笔信，在南昌找到江西省保安司令熊斌。熊斌派上校总干事——陈洪时陪同顾去吉安，因为只有他认识陈毅。

　　陈洪时，江西萍乡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赴苏联学习结识了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成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一九三零年回国，由中央派到湘赣苏区。担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的他竟然于一九三五年叛变革命，担任国民党招抚专员，协助国民党军清剿红军游击队。

　　陈毅化名大老刘率领队伍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斗争，一九三五年底在梅关差点被叛徒龚楚抓获。一九三六年冬，陈毅又被叛徒陈海诱骗去接头，被困梅山二十多天，不敢动烟火，也没有粮食可吃，只能嚼野果、野菜充饥。

　　在吉安青平巷见到陈毅时，顾玉良惊讶了，眼前之人完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只有那双眼睛依然是澈亮的。

　　再到赣南大余县，在池江镇见到了项英。

　　项英在看完博古的信和中央文件后，诚挚地对顾玉良说：“中央的指示来得及时，再迟些时间，我们的工作也许受损失了！”

　　十月十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

　　中共认可叶挺任新四军军长，同时决定成立以项英、陈毅为正副书记的军委新四军分会，以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

　　十月十八日，项英赶到吉安，会合陈毅与国民党第三行政公署专员谈判，按中央的指示精神与之达成了几项协议。二十二日，项英抵达南京，住在八路军办事处。三天后，博古安排项英搭乘飞机前去延安。

　　项英到达延安时，见到了毛泽东。虽然此时张闻天依然是党内总负责人，但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是全党全军核心领导人。相反，当初的博古、李德已退居要位。尤其是李德，像个陕北老汉，头上扎着白毛巾，肩膀上骑着小女儿，还偶尔到毛泽东窑洞串门。

　　长征前，项英对李德、博古警告道：“要小心毛泽东！”

　　此时，博古、李德对毛泽东的领导已经心服口服，这让项英感慨无比。

　　中共中央对叶挺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叶挺长期寓居海外，虽然归国后见到周恩来时有一个表态，但中央对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还缺乏全面掌握，需要有一个考察了解的过程。

　　十一月三日，叶挺也到达延安，受到热情欢迎，毛泽东致辞：“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激动地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随后，毛泽东与叶挺彻夜长谈，将国共十年内战内情一一道出。见红军在如此艰难困苦环境下一一前仆后继，叶挺听了很感动，提出恢复党籍的问题，即便不能公开地恢复党籍，秘密恢复也行。毛泽东则说：“你不当共产党比当共产党起的作用更大。当了共产党你就不能当新四军的军长了，许多话和要求也不好说了，因为国民党不会让共产党员当新四军的军长，也不会采纳共产党的建议和要求。”叶挺听从了毛泽东的这种安排。

　　“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

　　这是毛泽东对叶挺诚恳而客观的评价。

　　从这一刻开始，叶挺知道毛泽东为何能带领红军走完那二万五千里长征了。

　　身若浮萍的叶挺，此刻终于心有归宿，这个小小的土城，即是他的归宿。随后几天，叶挺饱含深情地走遍了延安每一个角落，感受了淳朴的革命热情。

　　十一月九日，叶挺告别延安回到武汉。

　　十二月十四日，为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东南分局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新四军分会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中共中央决定作出让步，新四军不列入八路军建制，由所在地区直辖；军以下不设师、旅编制或相当于师的纵队而由军部直接指挥四个相当于旅的支队。同时，新四军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敌后游击队的独立性原则，国民党不派人进入新四军。此前希望在原活动区留下部分军队改编为当地保安队的计划也取消，只设留守处、办事处。

　　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次年一月移驻南昌。

　　一九三八年二月上旬，新四军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之岩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县竹沟集结改编。全军编为四个支队：

　　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一支队下属一、二两个团，共两千三百余人。

　　第一团的前身是湘赣边红十六师和湘鄂赣红军抗日游击支队，至改编时发展到共一千五百余人，枪六百余支。团长由支队副司令员傅秋涛兼任，副团长江渭清，参谋长王怀生，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全团共三个营。

　　第二团由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和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及皖浙赣红军游击队编成，团长张正坤，副团长刘培善，参谋长王必成，政治部主任肖国生。

　　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辖第三、第四两团，共一千八百余人。

　　第三团由原来的闽西红军游击队的大部改编而成，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参谋长熊孟辉，政治部主任钟国楚。全团共三个营。

　　第四团由闽西红军游击队的另一部分和闽粤边红军游击队、闽赣边红军游击队和浙南红军挺进师（刘英、粟裕指挥的原七军团余部）合编而成。全团三个营。团长卢胜，副团长叶到志。

　　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辖第五、第六团，共二千一百余人。

　　第五团系由原闽北红军独立师的大部编成。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墟，全团三个营。

　　第六团，由闽东红军游击师和闽北红军独立师的另一部分，系由闽东红军地方部队和红十军团路过时留下的三百多名伤员发展而来。团长叶飞，副团长吴焜，参谋长黄元庆，政治部主任阮英平。全团三个营共一千三百余人。

　　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辖第七、第八、第九团和手枪团，共三千一百余人。

　　一九三五年二月，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后留下的部队与鄂东北独立团又重组红二十八军，高敬亭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八十二师和手枪团，共一千余人，坚持鄂豫皖苏区的斗争。

　　第七团，前身是红二十八军二四四团一营和部分便衣部队合编而成，团长杨克志，政治委员曹玉福，参谋长林应坚，政治部主任胡继亭。第八团，前身是在桐柏山区活动的红军鄂豫边游击大队，团长周骏鸣，政治委员林颖。第九团，由原红二十八军特务营和鄂东北独立团合编而成，团长顾士多，政治委员高志荣。手枪团，前身是红二十八军军部手枪团，团长詹化雨，政治委员汪少川。

　　此外，还有海南琼崖游击区：一九三二年冬，琼崖革命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占领，红军独立师受到严重损失。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书记冯白驹率领二十余人在母瑞山坚持斗争。一九三三年夏，红军游击队从母瑞山突围后，即分散在农村进行活动。一九三六年后，相继恢复了琼崖苏维埃政府和琼山、文昌、琼东、澄迈、临高等县苏维埃政府。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游击队发展到三百余人。这支游击队没有改编为新四军，而是坚守海南一直战斗到全国解放，成为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的有力内应部队。

　　再加上军部机关、特务营等九百八十余人，新四军全军共一万三百余人，仅有枪六千二百支、挺。

　　仅从兵力来说，新四军仅相当于国民党军一个师的兵力，而且装备极其落后。然而，这些坚守南方的各省游击队，在数倍数十倍国民党军的围剿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依然坚持下来了。这是一支没有经过长征，但其意志坚如钢铁的部队，他们拥有共同身份：红军！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这是一支可以以一抵十、抵百的部队，其中不乏万人敌之优秀将领，甚至拥有可以指挥百万军团的将帅。

　　毛泽东决定将“新四军”这一把利刃部署在华中日军心腹部位，让日军天天闹肚子。

　　此时，日军占领宁沪杭等长江三角洲重要城市后，日华中派遣军协同华北方面军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地区后，国民党军队和旧政权机构大部撤走，苏浙皖大部地区已成敌后，然而日军兵力不足，只能控制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广大乡村尚无力顾及，伪政权亦刚刚建立，力量薄弱。这对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一个有利时机。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关于新四军行动方向指示项英、陈毅力争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同时还明确指出，“目前最有利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地。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

　　茅山山脉位于江苏省句容、溧水、高淳与金坛、溧阳诸县市之间，山势南北走向，高峰海拔达三百余米。

　　沪宁杭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人口密度最大、农工商业最发达、经济最富裕的地区，是国民党政府长期经营的首善地区，也是日伪统治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这个地区水、陆、空交通便捷发达，因此既是日本侵略军掠夺中国人力财富资源，实行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重要地区，也是日本侵略军在军事上连接华北、华南的枢纽和实施西进、南下的重要的后方基地。

　　华中派遣军总部即设在南京。

　　苏南位于南京、上海之间，东靠上海，西连安徽，南接浙江，北依长江，处于沪宁杭心脏位置。

　　该地区不仅部署大量日军，而且在日军中日亲善、中日提携的蛊惑下，苏南沦陷区汉奸猖狂活动，到处组织维持会，为虎作伥。国民党军溃退时，丢弃了大量武器装备，散兵游勇流散各地，盗贼蜂起，土匪横行。豪绅地主、帮会首领、土匪头目纷纷自封司令，各霸一方。在此四面受敌、无战略纵深，且敌我必争之地建立根据地，其困难之大可想而知。

　　四月二十八日，新四军以第一、第二、第三支队部分干部和侦察分队，组成先遣支队，由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率领，由皖南岩寺出发，向苏南敌后挺进，执行战略侦察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