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军从四面八方涌向武汉三镇，以为会有一场硬仗时，发现“故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早在淞沪会战期间，即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工矿调整委员会，开始全面负责战区工厂的内迁工作。沿海、沿江和临战地区的民营工厂和国营工厂，特别是兵工厂陆续内迁。此时，仅上海地区无论是工业还是资本还是产业工人都占全国三成以上。作为兵灾之地，在政府的动员下、航运补贴下，江浙沪工厂开始西迁到武汉。仅上海一地，即有一百五十家工厂、一万三千八百余吨设备、二千三百多名工人西迁。随着南京失陷，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于一九三八年年初提出《非常时期经济方案》，决定将西南和西北作为后方建设重点，迁移目的为四川、湖南、广西、陕西，其中四川是重点。

　　武汉会战开始之后，内迁武汉的工厂开始向西南、西北地区拆迁。同时，国民政府下令拆迁武汉当地的工厂，规定各类工厂不论大小，凡对后方军工、民生有用的一律内迁，来不及拆迁者一律炸毁。

　　与徐州会战一散而空不同，这次是有计划撤退，即在开战之时，就准备好了撤退，不仅军队，还包括民众、经济、文化，以及一切可以搬得动的东西。到九月底武汉失守前，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兵工厂有十四家、厂矿有十八家，除上海迁到武汉的一百四十八家民营工厂迁出外，武汉的民营工厂迁出一百六十八家。

　　武汉失守之后，宜昌情况十分危急，处在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因为从上海、南京、南通、苏州、无锡、常州、武汉匆忙撤出的工厂设备已陆续集中在此，南京撤出的政府机关、各地要撤到后方的学校也集中在此。宜昌沿江两岸已堆积了差不多十万吨机器，布满了上百英亩的地面，等待转运。而仅有的一点适于行驶三峡上游湍急流水的航运能力，却由于恐慌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才二平方公里的宜昌城区，一下涌来三万多从各地撤下来准备入川的人员，其中不少是教师、医生、工程师、商人和公务员，荟萃了中国各界的精英。所有的房屋都已挤满了人，还有不少人只好露宿街头。由于人多船少，他们往往一等就是半个月到一个月，还买不到船票。

　　各个轮船公司挤满了吵闹的人群，到处是交涉、请客，请客、交涉，而运输的阻塞却丝毫没有减轻。

　　日本飞机不断飞来轰炸，日本军队又节节逼近，恐惧和不安，笼罩在人们心头。

　　宜昌，古称夷陵。宜昌再往西就是三峡。入川之路，唯水路一途，其险峻，古人有云：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

　　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此时不仅日军飞机在天天轰炸，日军也在天天逼近，更为严峻、紧迫的是：

　　一是宜昌扼守着长江三峡，是长江的咽喉。从宜昌往上游，航道狭窄弯曲，滩多浪急、暗礁林立，一千五百吨以上的轮船不能直达重庆，且夜晚不能航行。因此，所有上行的大轮船，到了宜昌必须等候换载开川江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穿过三峡前行。

　　二是此时距川江每年的枯水期只有四十天了，枯水期一到，水位下降，运载大型机器设备的船只根本无法开航。

　　三是此时运输船只奇缺，特别是能够穿行三峡的除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二十二艘轮船外，只有两艘中国轮船和几艘外国轮船。依运力计算，这么多人员，这么多物资要全部运抵重庆，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

　　但是，面临的任务是必须在四十天内将这些人和物全部运出宜昌。

　　卢作孚，重庆合川人，他的一生只有一个理想——救国，先后经历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在此关键时刻，他决定运输救国。

　　乱则堵，不乱则疏。

　　卢作孚采取两项措施，一条是有计划地安排航运，另一条就是三段航行法——将长江上游宜昌至重庆的航线分为三段，每段根据不同的水位、流速、地形来调整马力、船型、速度合适的轮船分段航行运输。采用此办法，有的物资运到万县就返回;有的运到奉节、巫山、巴东就返回;有的甚至只运到三峡峡口就卸下，当天返回。这样，航程缩短了一半或者一大半，从而赢得了宝贵的运力和时间。

　　日军原设想，夺取武汉后，国民政府即会崩溃。当日军站在武汉三镇时，发现，除了杀人泄愤外，似乎得不到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

　　日本人下棋，擅长打劫，中国人则不然，中国人擅长布局。当然，这与中国地大物博有关。日本人地方小，跳个舞双手双脚都展不开，像做贼一样。

　　打到现在，日本人依然不承认他们战略失败，以战术上取得的虚假战绩沾沾自喜: 武汉会战先期投入兵力二十五万，会战期间经过数次补充，总兵力达到三十万，然而武汉会战结果，日军第二军仅战死二千三百人、负伤约七千三百人，共伤亡九千六百人;第十一军仅战死四千五百零六人、负伤一万七千三百八十人，共伤亡二万一千八百八十六人，总计伤亡三万一千四百八十六人。即伤亡率为一成左右。

　　日军就喜欢以这种虚假的数字塑造日军不可战胜之神话。

　　无论日军在数据上如何作假以维护其不败神话，但有一个事实却改变不了：在武汉会战期间，日军悍然不顾一九二五年日内瓦协议和国际法，大量使用毒气。据日方自己记录，在进攻武汉过程中，日军共使用毒气三百七十五次，发射毒气弹四万发以上。

　　即，无论日军的战绩如何显赫，都是建立在泯灭人性、反人类的基础上的，而不是他们所宣扬的“武士道”精神！

　　如果世上真有怪兽的话，此时的日军无疑就是“怪兽”、“恶魔”，就是人类和平与正义的公敌，正是奥特曼打击的对象。

　　而且，就战役效果来看，虽然日军占据武器优势，并且在国民党军采取错误战略——阵地战情况下，日军并没有达到速战速决，也并没有达到歼灭战的目的。

　　英国记者勃脱兰深入分析日本国民性格，说：“日本人的效率是有限度的。日本人办事的效能，比中国人当然高很多。但是他们一遇到了意外的事，就要感到狼狈。这是在战争中，日本参谋工作的一个证明。只要事情是依照计划发展的，他们的工作就最有效能。如果有人出了岔子，那么，全部的计划，就要完全脱节了。一般说来，日本人的危险，就在这个呆板性。中国人的优点，同时也是他们的弱点，却在于有伸缩性。”

　　苏联军事家维列次基评论说：“中日战事的总结，很肯定地显示了培养了将近七十年的日本作战法的无用。过去这一时期的中日战争，日本用了最大的努力，消耗它自己国家的、人民的、经济上的和财政的支援，以实现包围战略。但是每次作战的目的，没有一次达到过。只有消耗敌方的实力，才能完成‘速决’的战争，为了达到消耗敌方力量的目的，日军指挥部采用两翼包抄和包围的战术，但这方面的一切努力，毫无收获。”

　　正是由于日本军队的呆板性和中国军队的伸缩性，中日两军很难形成决定成败的大决战，抗战前中国军队两百万，到武汉会战结束止，中国军队依然是两百万，战争离结束遥遥无期。

　　从甲午战争始，每一次中日战争，日本都能获得高额的战争回报，然而这次中日战争，日军毛都没得到。

　　军事上日本虽然是个强国，但是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不很强。“七七”事变时日本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只不过十三亿五千万日元。对日本来说，对战争规模起着制约作用的，实际上正是它的黄金储备量。这意味着日本的正币储备量从最初就限定了这场战争。为维持侵华战争，日本一九三七年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总额达到九亿六千万日元，到一九三八年六月，为了进行武汉会战，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的军队。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国内劳力、粮食、能源均感不足。武汉会战结束后的一九三九年，日本军费的支出已达六十一亿五千六百万日元，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家的储备量，从而使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以致其参谋总长和陆相自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

　　正是因为日本外强中干，因此，日军占领中国每一个地方，包括东四省，日军改变不了的就是掠夺，对新占领区如此，对旧统治区亦如此。甚至日军规定的军队荤食，都靠抢劫中国老百姓的鸡鸭鹅猪羊牛，甚至还食人肉。

　　为了弥补战争造成的巨大财政窟窿，在华日军唯有一条道：掠夺中国资源，剥削被占领区民众。

　　早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又增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禁止白银流通，并将白银收归国有，移存国外，作为外汇准备金;法币与英镑固定汇率，并由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日本金融家宫下忠雄认为：“中国的币制改革，已经使得中国民众与政府联在一起，结成了任割不断的紧密联系，中国民众的经济生活与政府的兴亡息息相关。法币的流通根本不在于法币本身，而是如果政府倒台，民众的生活则随之瓦解，故政府与人民相依为命，进而加强了人民支持的经济基础。”

　　关键在于，两年前的法币改制，将民间白银收归国有，并移存国外，避免了被日军的掠夺。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沿海、沿江仅有的轻工业在战火中也遭到严重破坏。日本希望的稻米满仓、牛羊成群，在战火燃烧下，变成幻影。业已遭破坏、脆弱的轻工业、手工业，也因为日军在占领区实行伪币——军用票、蒙银券、联银券及华兴券，这些没有任何信誉的钞票就如冥币一般，沉重打击了农民、工商业者的生产意愿，严重地摧毁了占领区经济。日本期待已久的煤矿石、铁矿石等原料，也因为其占领区只是点状分布，由于交通阻断和八路军、新四军的破坏，比战前从中国输出反而呈减少之势。

　　令日本人最为苦恼的是，如何从中国获得切实利益？索肚刮肠，日本人发现毫无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中国国民政府投降，并像清政府一样，日本可以予取予夺，可是，上海拿下了，南京拿下了，武汉拿下了，中国国民政府没有丝毫投降的意思，即使是日方要求的“战争赔偿”，蒋介石也说毛都没有——“中国穷，没办法赔偿。”

　　站在武汉江边，除了痛饮长江水外，想尝一块武昌鱼亦不可得，冈村宁次只好狠狠地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

　　缺乏战略思维的日本人总是被其军事上取得的成就和其狂妄自大的野心一叶障目。但在蒋介石看来，日军的所谓战力，也不过是“狼奔豕突，百用其技”——包括像臭鼬一样使用毒气。

　　在中日战争发生前夕，英国记者尤脱莱分析日本社会经济与政治的机构，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日本的泥脚》（《Jappan’s Feet of Clay》）：日本帝国看似强大，不过是像一个鲁莽的光脚汉，踩脏了别人的居室而已。

　　战争发生以后，尤脱莱氏又写了《日本在中国的赌博》，瞻望中日两国战争的前途，替“日本的泥脚”这句预言作正确的注解：中国似乎能比日本支持较久，它的抵抗意志并没有现象表示某一党派准备与日本妥协，背叛祖国而接受日本傀儡组织的官职。日本仍然在寻觅一个“佛朗哥将军”。虽然它把北平临时政府大总统一职虚位以待，可是，没有任何中国的重要人物愿意接受它。日本甚至找不到一个“二等角色”来充任亲日政府中的职位，它企图收买旧军阀如曹锟、吴佩孚等之举已完全失败。

　　然而，日本人不相信尤脱莱谏言，依然执拗地坚持其以战养战、以华制华之策，依然想在中国建立一个又一个汉奸傀儡政府，依然在孜孜不倦地寻找合格的代理人。

　　日本人将眼光投入了国民党内颇具影响力的汪精卫，汪精卫本人也似乎在蠢蠢欲动，意欲投怀送抱。

　　此时，稍微有点理智的人都明白，在中国已经牺牲了数百万人性命，谁要敢当汉奸，莫说他统治不了中国，就是用十世用百世他都无法洗刷其耻辱，如果他还能投胎做人的话，如果他还有子孙后代并为子孙后代名誉着想的话。

　　另者，蛇无法吞大象。

　　尤其是，日本根本就没有后方！

　　然而，对中国人，尤其是对国民党高层来说，如何打败日军依然是一个看不到、抓不着的影子，甚至连影子都看不到。

　　陈诚在战后认真反思，总结了武汉会战经验和教训：

　　武汉会战从持久消耗的战略上看，仍不能不说是成功的；但在战术战斗方面，缺点的地方还是很多。而且失败的情形，属于偶发的过失者少，属于覆辙重蹈者多。语有云「失败为成功之母」，这是说纠正过去失败的经验，自然可以达成后来的成功。但如前车之覆并不足以为后车之鉴时，则反复失败的悲剧自不能免。

　　中间指挥单位过多，就是历次会战失败的一大原因。这一痛苦的经验，我们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但到武汉会战时，中间指挥单位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更加多了。师上有军、军团、集团军、兵团，以至战区长官部，真是极叠床架屋之能事，欲其不误事机，又如何可能？争名誉、争地位，是官僚主义的遗毒，然而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如不因势利导，可能引起离心离德的后果。为了团结抗战，两害相权取其轻，叠床架屋的安排，正是有所不得已。对于这个问题，我曾提出「自请降级」的建议，也很难得施行。所以终抗战之世，指挥单位太多的问题，一直未获解决。

　　作战的唯一要诀，就是争取主动，就是要「制人而不制于人」，在战略上是如此，在战术上也是如此。沪战的最大成就，就是在战略上我们已经做到这一点；但是谈到战术，则主动落到我们手里的，可就绝无仅有了。本来抗战只是被迫而起的应战，本质上是以弱敌强不得已的被动战争，所以在战略上我们不能不取守势，然为争取主动，又不得不在战术上取攻势。这一辨证式的原则本极正确，可是轮到实行，就往往无所措手。

　　《孙子·虚实篇》：「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这真是微乎神乎，谈何容易。普通都是能攻者始能守，今我既取守势战略，足见其战略攻势之不可能，不能攻之守，欲使「敌不知其所攻」难矣。故不能攻之守，必采多为之备的守势，其结果就是「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此即所谓备多力分。在备多力分情形之下，难合「五则攻之」的条件，又安能战术上取攻势乎？战略上既取守势，战术上又难取攻势，其必无往而不陷于被动，乃为不证自明之事。被动是兵家之大忌，然而却是强弱不敌战争中弱者无所逃避的命运。我们偶然也能捕捉到良好的战机，争取主动，造成几次局部的胜利，但这只是偶然的例外罢了。

　　三军联合作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即已发展成功的新形势。因为我们没有海军，长江非但不是我们的「天堑」，反而资为敌用，牵制了我们大量的江防部队，结果还是防不胜防，可笑之至。而沿江重镇，在敌海军炮火协同轰击之下，尤感不易守御，这是武汉会战和淞沪会战同有的一大劣势。至于我们的空军，战斗意志虽然很强，可惜兵力悬殊，制空权始终操在敌人手里。所以在阵地作战的士兵，终日在敌机威胁之下作战，倍增攻击上的困难，尤其补给增加困难使士气也因此大受影响。因此，使我们得到一个教训，就是：三军联合作战是现代战争的一个特质，没有强大海、空军配合的陆军，纵然精锐，也终归无济于事。

　　优势兵力，不能专就量言，质的关系尤为重要。我们抗战动员的兵力，在任何一次会战中，都比敌人多几倍。即如武汉会战，光是九战区指挥的部队，最多时有七十多个师；而敌人使用部队，据先后发现之番号计算，总计不过七个师团。其所以能以少击众者，除装备关系外，就是因为素质的优越。反过来看我们自己，部队虽多，但量的优势每为质的劣势所抵销，徒然虚糜饷糈，并无补于败亡！此「兵在精而不在多」之所以为至理名言也。武汉会战中，王陵基军团及第三十军团孙渡、张冲两军，均因素质太差，甫经接触即溃不成军；而滇军卢汉所部，未经接触，仅闻敌机之声亦即溃散！以致连累素质较优的部队也无法达成任务，而造成全盘的失败。故素质是部队的命脉，与其多而乌合，不如量少而精，反而能在疆场上发挥战力。因此，精兵主义是我们国防建设必须拳拳服膺的一大原则。

　　协同动作是作战致胜的一大要诀。三军协同姑且不谈，单就陆军而言，各高级将领往往各行其是，而缺乏祸福与共的共同牺牲精神。武汉会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在莲花洞我曾召集第二兵团高级将领谈话，即特别强调协同动作的重要性。记得当时的话题是从敌人讥笑我们陆军只有一师人说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部队是一师一师的单独作战，不知协同作战，不知发挥大军的全部力量，结果几十百个师只等于一个师。我想用这个话激励我们的将领，不要给敌人留话靶。后来在战场上，协同动作的表现虽比较有进步，但并不够理想，连敌人也都看穿了我们这一点，宁不可叹！...

　　缺乏协同精神的最大原因，就是自私。保存实力是自私，功必自我观念也是自私，怕代人受过也是自私，...

　　用兵不如用民的道理，我们早就有此体认，组训民众工作也曾作了不少。可是民众在战地所发挥的力量，实在可说是微乎其微。有的部队纪律太坏，无法赢得民众的好感，固然是一个原因；而民众知识程度太低，缺乏国家民族观念，也是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再则，在暴君、污吏、豪绅、地主几千年的压榨之下，养成民众苟且偷生的习性，「谁来了都纳粮」的观念先入为主，想要激起他们同仇敌忾的心，真是难乎其难。敌军所到之处，伪组织即刻出现，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汉奸无时无地无之，可耻可痛孰有甚于此者？当然汉奸平日都是莠民，好人没有当汉奸的；但是所谓好人，也多半宁愿随众作顺民，而不肯犯难当国殇的。如此民众，欲其能在战地积极支持作战，未免可望而不可求。

　　长沙前清邑庠生邹炳蔚预言敌如侵入武汉，即赴水死，以激励其子侄矢忠报国，既而果然。设使战地民众均能如邹炳蔚，尚何愁强敌之不灭耶？因知今日之战争，能用民者胜；而用民的基础，在于知识教育之普及与深入，未有文盲占人口十之七八的国家，而能应付现代对外战争者。

　　显然，陈诚已经将问题看得很透，譬如深知“用兵不如用民”之道理，令陈诚绝望的是，无可改变！

　　为何难以改变？战争只是政治的延续，要改变战场上劣势，必须在政治上下功夫。这或许是陈诚真正绝望的地方。

　　但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他们已经找到了战胜日本人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以《论持久战》为分水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走向了两种不同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按照《论持久战》的思想，在积极抗战中锤炼成长了，成为了一支雄武之师；相反，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却在消极抗战中日益消极颓废，坐等胜利，最终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败退台湾。

　　武汉会战结束，国民党正面战场转向防御，共产党敌后战场转向扩张。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大批的抗日人民武装成长起来，大片的国土又被收复。用日军自己的话说，日军占领的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可以这样说:武汉会战，日军虽然攻占了长江孤城武汉，但其兵力再次分散，无力再扩张的日军由战略进攻转向战略保守。

　　中国的抗战，因而也由战略防守转入战略相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