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三个多月，即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央派出红七军团，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率领下，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动，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十一月初，与新红十军会师，组建红十军团，方志敏任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被任命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委，粟裕任参谋长。全军团编为三个师，原红七军团缩编为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原新红十军编为二十师，师长刘畴西兼;赣东北苏区赤卫队员组建成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这支部队，即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随后，寻淮洲率十九师先行出发，经怀玉山向浙西前进。几天后，方志敏、刘畴西等人率红十军团主力也踏上了征程。十二月，部队汇合，继续向浙皖边挺进。

　　国民党当局急令浙江保安司令俞济时带领第七师、四十九师、补充第一旅和浙江保安第二纵队共十一个团进行围剿。

　　这个补充第一旅，虽称补充，看似是一个临时拼凑的部队，却是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旅长即是王耀武。

　　王耀武率补充第一旅紧紧追着红十军团不放。红军遂决定伏击之。十二月二十三日夜，红十军团在乌泥关至谭家桥公路两侧设伏。不料，王耀武行军打仗极为谨慎，先让前卫团在前搜索，至红十九师阵地前，师长寻淮洲当即决定发起攻击，这样就过早地暴露了部队的火力。王耀武即以大部队迂回红二十、二十一师侧后并占领了六三零高地，控制了乌泥关一带的公路，迫使红十九师回师增援。此战，红十军团损失惨重，不仅官兵伤亡三百多人，而且师长寻淮洲在冲锋中身先士卒，结果负重伤，后在向泾县转移途中牺牲。

　　此战后，王耀武派人找到了寻淮洲的尸体，发现他的尸体上衣竟然被扒了。王耀武判断，由于天寒地冻，红军衣服奇缺，在埋葬阵亡官兵的时候，就顺手把死者的衣服脱下，以供活人穿用。一个将帅尚且如此，那么普通士兵该是多么艰难。

　　寻淮洲是中央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担任红七军团长时年仅二十二岁，二十七岁的粟裕是该军团参谋长。

　　谭家桥战斗后，国民党军各部接踵而至。十二月二十二日，红军被迫再次转移，绕道绩溪再次回到谭家桥地区，依托这里的有利地形与国民党军周旋。此时已进寒冬，天降大雪，给养十分困难，方志敏电请中央军区，要求把部队带回赣东北休整。时赣东北苏区已经大部丧失，由于通讯中断，方志敏和中央苏区当时都不知道这一情况，正在长征中的中央同意了方志敏的建议。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傍晚六时,天寒地冻，浙赣皖三省交界处的江西玉山县陇首村,方志敏、粟裕率领的先头部队整装待发,准备趁夜突破敌封锁线。这时有战士飞驰来报:“大部队已集合,但太累了,需要就地休息一晚上,明天再出发。”

　　要求休息的正是军团长刘畴西。

　　独臂将军刘畴西，湖南望城人，黄埔一期生，曾赴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有此相同经历的红军中仅左权一人。

　　方志敏与参谋长粟裕商量。粟裕态度坚决:“情况这样紧,决不能迟延了,今天晚上必须一律通过敌封锁线。”方志敏完全同意粟裕的意见,但表示:“你率先头部队先走,我去跟大部队汇合,一起行动,马上追上你们。”

　　当夜，粟裕、刘英率领千余人突围。

　　等到下半夜没有见大部队到来,第二天也没有来,第三天、第四天还没有来。我们到达闽浙赣苏区以后,随即派出大批干部组织便衣队前去联络和接应,均未能联系上,心情十分焦急。开始隐隐听到那边有炮声,以后就沉寂了...

　　这是粟裕后来回忆的话，心情之沉重只有亲历者才能领略。

　　原来，余下的红军在怀玉山遭国民党围剿，方志敏、刘畴西、胡天桃被捕。

　　就这样，中央与抗日先遣队彻底失去了联系。中央到陕北后从旧报纸中得知抗日先遣队被歼灭的消息，以为先遣队全部牺牲了。

　　在狱中，典狱长一面奉尊令诱方志敏等同志投降，一面催逼方志敏等交出藏金。他们不相信一支一万多的红军会没有军饷。正是在国民党狱卒的催逼下，方志敏写下了《清贫》一文——“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红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被俘后，王耀武要亲自负责审讯。第一次见面，王耀武就被惊呆了。多少年后王耀武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这位师长的上身穿着三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时值严冬，天寒地冻，若不是被别人指认出来，王耀武绝对不相信面前这个人就是多次交手的红军师长胡天桃。

　　除此之外，时至今日，历史记载还不知道胡天桃更多的个人简介，他没有出生地，没有家人，没有准确年龄，没有照片或画像，更没有任何亲人近人领取他建国后就发下的烈士抚恤金。

　　王耀武从胡天桃嘴中得知这个普通农民为何闹革命——“我认为只有革命，坚决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军阀，中国才有办法。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我愿为共产主义牺牲。”

　　王耀武是唯一与红军交战无败绩，唯一全歼过红军的国民党将领。

　　但从此刻始，王耀武不再为自己剿灭“共军”而自豪。

　　为何要参加革命？在文化程度更高的方志敏看来，为了我们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在狱中还写下了《可爱的中国》。

　　啊!我虽然不能实际的为中国奋斗，为中国民族奋斗，但我的心总是日夜祷祝着中国民族在帝国主义羁绊之下解放出来之早日成功!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悲观，不要畏馁，要奋斗!要持久的艰苦的奋斗!把各人所有的智慧才能，都提供于民族的拯救吧!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让伟大的可爱的中国，灭亡于帝国主义的肮脏的手里!

　　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方志敏、刘畴西、胡天桃等同志在狱中被杀害。

　　国民党军并没有准备放过粟裕、刘英率领的抗日先遣队挺进师，就在方志敏等人被杀害后的一个月，国民党军七个师和四个保安团共七万人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进行包围“清剿”。在反“清剿”斗争中，挺进师和游击队损失严重，游击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占领，跳出包围圈的部队仅三百余人。

　　一九三七年一月，即蒋介石被放回后没几天，国民党军集中六个师、两个独立旅和四省保安团队共十余万兵力，采用“大拉网”战术，由北向南、自西而东对浙西南游击区再次“清剿”。

　　至改编前，先遣队仅剩五百余人。

　　粟裕率部开赴皖南编入新四军，刘英奉命留浙江坚持斗争，担任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浙江临时省委书记、省委书记。一九四二年，皖南事变后，由于叛徒出卖，刘英在温州被捕，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当毛泽东听说粟裕还活着的时候，他连说了两句，“好！好！”

　　粟裕曾担任过毛泽东的警卫连长，生死与共过。

　　粟裕就是在这艰难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闽浙赣一山一水，粟裕比对自己老家湖南还熟悉。

　　粟裕请缨承担了挺进苏南的先遣队之责。

　　苏南以前是国民党京畿区，现在是日军统治华中近卫区，粟裕深知，只有挺进苏南，才能捏住日军的睾丸，哪怕是轻轻一捏，都要让日本人咬牙切齿、痛彻心扉。

　　五月四日，毛泽东就放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致电项英：

　　项英同志：

　　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应有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情况许可之下，这是不能忽视的。薛岳等的不怀好意，值得严重注意。但现时方针不在与他争若干的时间与若干里的防地，而在服从他的命令开到他指定的地方去，到达那里以后就有自己的自由了。尔后不要对他事事请示与事事报告，只要报告大体上的行动经过及打捷报给他。此外，请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以上请加以考虑。

　　粟裕率领先遣支队于五月十日到达南陵，十一日夜，从京芜公路的湾沚和庙铺之间通过日军封锁线，而后沿裘公渡、黄池镇、青山街，向南京附近挺进，十九日进入苏南敌后战场。

　　自南京大撤退之后，苏南老百姓再没见过中国军队，残留下来国民党军游兵散勇早已转为匪、转为伪军。

　　新四军初到苏南时，沦陷区的一部分群众对新四军不信任，不敢接近。广大指战员不抱怨、不急躁、严格执行红军时期的群众纪律，不派粮、不拉夫、不扰民，处处维护群众利益。遇到群众怕敌人报复，不敢借房子给部队住，指战员就露宿村野，即使下雨也坚持屋檐下过夜。

　　虽然这是一支规模很小的部队，但从纪律来看，是一支文明之师。于是，在苏南大大小小的地方渐渐传开了这么一句话，“新四军来了！”

　　“新四军来了”，给沦陷区的人们带来了一丝希望，虽然这丝希望就像星辰一样，遥远而渺茫，但黑暗中毕竟有了星光。

　　五月中旬，第一支队在陈毅率领下由岩寺出发，于六月中旬，到达苏南傈水竹簧桥，随即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并积极向京沪、京芜铁路及各公路线薄弱之敌展开袭击和破击作战。

　　六月十一日，日军发动了武汉外围战——沿江战役，整个苏南公路一下繁忙起来。

　　六月十七日，先遣支队在粟裕率领下在镇江、句容公路中段的韦岗进行伏击战，击毁汽车四辆，毙日军少佐等十三人，伤日军八人，缴获枪十余支。

　　这是新四军在江南的第一仗，立即引起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极大震撼——简直是南京眼皮底下摸老虎须。

　　畑俊六命令高级将领前往事发地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令他惊讶无比，这种伏击作战手法，以及现场留下的子弹、手榴弹弹片来看，与北方八路军几乎如出一辙。

　　难道八路军来了？

　　深入调查结果，这不是八路军，这是新四军，与八路军拥有相同的血统——红军。

　　与其他参谋人员的乐观不同，畑俊六极为严峻地说道：“如果看到一只白蚁在地上爬动，那么地下将有成千上万只白蚁。”

　　畑俊六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

　　随之，新四军第二支队于六月中旬向苏南挺进，第三支队于七月初亦向皖南挺进，第四支队亦向皖中挺进。

　　七月二日，由上海开往南京的列车停开了，停开的理由是路况出现了小问题。

　　日本人嘴里的所谓“小问题”，其实是：

　　七月一日夜，镇江东南的新丰车站，正在沉睡中的日军突然遭到不明武装的袭击，四十余人全被歼灭。

　　更让日本人气恼的是，车站大部设施被破坏，甚至还拆除了一段路轨，铁轨、枕木无影无踪。

　　显然，这是新四军干的。

　　但是令畑俊六惊心的不是死了四十多个皇军，令畑俊六惊心的是，这等破坏，非得有数千人才能一夜干利索。难道新四军来了数千人？还是？

　　畑俊六不敢想了，他最怕的不是新四军来了多少人，而是害怕新四军发动了多少民众。

　　畑俊六的担心再次有理。

　　执行这次任务的正是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与丹阳抗日自卫团，以及千余群众。正是在军民合力之下，破袭了这段铁路，致使繁忙的京沪铁路一度陷入停开状态。

　　管文蔚，江苏丹阳人，共产党员，一九三零年四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同党组织失去联系，直到一九三七年五月方才出狱，在国民党监狱坐了七年大牢。抗日战争爆发后，管文蔚领导成立丹阳抗日自卫总团，任总团长，拥有三千多人的抗日武装，还控制了从镇江东乡到武进北乡方圆数百里的抗日游击基地。在此基地内，既无日寇据点和伪组织，也不存在国民党的党政机构。

　　当管文蔚得知陈毅挺进苏南的消息，立即派人联系，和陈毅会见于茅山脚下。管文蔚毫不犹豫就把他创建起来的这支队伍以及方圆数百公里的抗日游击区完完整整地交给了新四军。后来，新四军的茅山抗日根据地与管文蔚领导的丹北抗日游击区连接起来，并将管文蔚组织起来的江南抗日自卫总团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管文蔚任纵队司令员。

　　八月十二日，正当武汉会战激烈进行之时，令畑俊六惊诧至极的是，新四军竟然攻打句容县城。

　　句容，南京东面近郊县城，南京城内的蔬菜瓜果都来自这里。

　　在团长张正坤、参谋长王必成率领下，新四军二团夜袭京杭公路上的重要据点句容城。突击部队由东南门之间架梯袭入城内，将敌逼退至县政府和教堂固守。被围困的日军不得不向南京城内的华中派遣军总部报告：“大批支那军进攻句容！”畑俊六紧急调部队增援。在歼日伪军四十余人后，新四军主动撤出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