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个多月急行军，衣服破了，草鞋破了，长发长了，胡子长了，下自士兵上至军官，人人身上散发着的是难闻的汗味。

　　面对这些军纪散漫、军容不整、骂骂咧咧的川军，陈诚皱起眉头，把他们补充给薛岳的第十九集团军。

　　十月十三日，小南翔东北地区日军攻势极为猛烈，顿悟寺—桥亭宅—盛宅一线的第三十二师伤亡惨重。当晚，川军尚未集结完毕，薛岳就命令开往前线。一三四师四零一旅旅长罗润德就被匆匆派上战场，防守正面约三里阵地。十四日破晓，日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向顿悟寺一线发起猛攻。顿悟寺位于蕴藻浜南岸，是一段约八百米长的小丘，是双方必争的一处制高点，有一座在江浙一带常见的小庙，但已经被战火轰垮，成了一堆断垣残壁。战斗一天一夜，川军伤亡达八成以上，顿悟寺被日军夺占。四零二旅八零四团团长向文彬奉命夺取顿悟寺。该团只有两个营，其中一营还是军部手枪营改编而来。此时天色已是薄暮，加上天降大雨。团长向文彬接受命令后，立即冒雨率领营、连长前去勘察地形。由于战线狭窄，部队不便展开，决定在兵力部署上采取纵深配备，一个营在前，一个营在后，交替使用。川兵不战时松散，看似无组织、无纪律，一旦要玩命的时候，精神一提，其勇敢、机灵就显露出来。川军三人一伙五人一群，悄悄摸到敌阵前。日军战斗一天，又累又困，却不敢丝毫懈怠，突然间几乎所有前线日军都感到一股极冲的味道传来——汗味、烟味，还不待日军醒悟过来，枪声响了。

　　经过一夜战斗，向文彬团竟然神奇地夺回顿悟寺阵地。旅长向军长报告，杨森异常兴奋，立马说：“告诉向团长，我会立即向军事委员会报告，给他请功，晋升陆军步兵上校。让他们巩固阵地，马上派部队来增援他们。”

　　杨森向军委会报告。军委会人员一大早见到蒋委员长，就向蒋报了这一喜讯。

　　蒋介石对西南军队向来持一种偏见，认为他们各守一方，地方习气重，中央观念淡薄，听了这个好消息，见川军能以民族大节为重，甚为感动，当即晋升向文彬为少将旅长，接替负伤的旅长罗润德，并发款两万元，作二十军速招募补充兵之用。结果，杨森将这二万元当作奖金发了，到向文彬手上时只得了一元五角。由于官位晋升须计算全年资，而职位晋升涉及川军内部各种复杂关系，蒋介石给向文彬开了个空头支票，空许少将旅长的官职，最后只好给向文彬颁发了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聊以弥补。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向文彬先后担任贵州玉屏县、赤水县县长，又后在四川广汉率部起义。

　　经十五日至十八日激战，川军第一三三、第一三四两师因损失惨重，后调至南翔地区整补，其阵地由新来的第一七三、第一七四两师接防。

　　第一七三、第一七四师乃桂军。

　　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应对大规模的战争尤其是蒋介石的吞并，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在广西实行了“寓兵于团”的政策，采用征兵制，大办民团。到抗战爆发时，广西全省受过训练的壮丁已达一百二十万人，占全省人口十分之一。桂军既有先前的威名，在装备方面也可谓一流。自一九三二年后，广西每年向德国定购新式步枪一万支，到抗战前可供三个军的装备；另外还购进了自动步枪一千支，钢盔五万顶。一九三五年时，白崇禧还曾密嘱有关人员，须在两年以内准备好十六个师所需的有线和无线通信人员和器材，以及足够的服装。这一命令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出省抗战的桂军可谓气象一新：背着德式武器，戴着英式钢盔，乍一看，像是中央军。

　　八月底，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他此前已经在广西进行动员，在第五路军的基础上，先后编成廖磊任司令的第二十一集团军与李品仙任司令的第十一集团军。留守的部队编成由夏威任司令的第十六集团军。八月下旬，第二十一集团军开赴第五战区所属的徐州、海州一带集中。在接到蒋介石的临时调令后，桂军先后投入淞沪战场的有杨俊昌第一七一师、贺维珍一七三师、王赞斌一七四师、区寿年一七六师、徐启明一七零师、程树芬一七二师等六个师。桂军采用乙种师编制，每师约一万人。在战场上进行指挥的是第二十一集团军司令廖磊及第四十八军军长韦云淞。在投入作战之前，白崇禧在南京还曾对前来的第四十八军副军长张义纯大声地说道：“这次抗战是国际战争，我们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军人，守土有责。过去打的都是内战，现在是对外抗战，一定要拼老命，要好好地打。”说完这话，白崇禧又咳嗽一声，小声地说道：“抗战是长期的，我们只有这点兵力，务必好好使用。”

　　十月中旬，桂军进入了淞沪战场。廖磊此前先去了苏州面见顾祝同，得到的任务是：“目前主战场在大场至南翔间，战斗很激烈，每个整编师在阵地上只能支撑三五日，桂军应在真如、南翔间进入第二阵地，支援和稳定第一线。”

　　日军突过蕰藻浜南岸，攻占一部分地区，使中央作战军侧背受到严重威胁。第三战区将蕴藻浜南岸地区划归中央作战军。朱绍良即将蕴藻浜南岸的部队统归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指挥。

　　同其他仓促上淞沪战场的队伍一样，桂军自从走上阵地之后，由于武器尤其是重武器的缺乏，不但行动受到极大限制，后勤工作也受到严重影响。

　　除了飞机轰炸外，日军的火炮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射程达八公里，他们白天经常向桂军阵地和后方的指挥所射击，造成一七三师一旅长和一位炮兵旅长阵亡。桂军的山炮射程只有一点二公里，根本派不上用场，在战场上拖来拖去躲避日军炮火轰击，还成了累赘。廖磊一气之下便命令将大部分山炮运回了广西。桂军重机枪一响，日军平射炮就打过来，桂军无战车炮还击，只得用迫击炮抵抗一阵，杀伤效果自然有限。

　　英勇的桂军面对的问题不是蜂拥而上的日军，而是根本看不到日军。

　　早在十月十七日，日本陆军省限令上海作战部队在《九国公约》签字国会前攻克闸北、南翔、嘉定一带。

　　松井石根决定集中所有兵力发动总攻，以第三、九、十师团为主攻，以第十一、十三师团及重藤支队为助攻，总攻时间定于十月二十一日。

　　为了加强各个师团进攻能力，松井石根将军直属的全部重炮兵部队配属给各个师团，并下令将所有前期节省下来的炮弹都向中国阵地倾泻，并得意扬扬地在其日记中写道：“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在考虑将来总攻时的弹药供给问题，所以，自始至终严格命令部队必须节约弹药。也就是所谓的以五个基数来完成整个战局的计划。”

　　日军炮弹基数单位：平射炮，曲射炮，联队炮，山炮，一基数是三百发；一百五十毫米榴弹炮，一基数是一百发；一百毫米加农炮，一基数是七十发。

　　日军在发动总攻之前，各处兵力都在收缩，战斗都在减弱。

　　面对日军战斗减弱、退却的迹象，第三战区意欲发动防守反击。

　　鉴于打阵地战的困难，一向热衷于进攻的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白崇禧突发奇想，所谓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我中国军队与其坐困于阵地之上一点点被消耗，何不向敌人做一次大规模进攻呢？那时收到奇效也未可知啊，而且也许还可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有了这个想法以后，白崇禧就撺掇着蒋介石来到苏州顾祝同的指挥所，商讨选择进攻方向的问题。

　　商量的结果是，对蕴藻浜南岸日军实施强力反击。

　　可是强力反击必须有战斗意志顽强的突击部队！

　　此时，中央军已经残缺不齐，无力再发起反攻。

　　白崇禧一咬牙一跺脚，推介“英勇善战”的桂系第四十八军担任主攻任务。

　　白崇禧所不知的是，日军将要采取的正是在强大火力支援下中央突破的战术，而桂军要实施反击，就可能形成硬对硬的顶牛局面。铁拳对铁拳，必须具备一定条件，要保证进攻的顺利，必须具备优势的火力以及坦克、精练工兵的开路，而且还要尽量选择敌人守备薄弱的地段，并尽量缩小突破面；同时还要留出强大的预备队，以备突破成功后迅速扩大战果；最后，还需要有一支训练有素、战术灵活的军队来实施进攻。

　　从各方面条件来说，桂军都不具备与日军硬对硬顶牛。

　　更为可怕的是，桂军既无坦克开路，又无火炮支援，拿血肉之躯去对冲日军坦克、火炮，这无疑是拿鸡蛋去碰石头。

　　白崇禧凭借着自己过去内战时期的经验，便贸然做出了进攻的决定。

　　在与顾祝同会商进攻方向时，顾的幕僚张世希等人主张，可以从大场方面突击，万一突破不成还可以撤回闸北原阵地，有所依托而不致动摇战线。可是白崇禧认为，大场方向的敌军阵地坚固，不易突破，不如从南翔、真如间出击，以压迫敌人入海。

　　白崇禧根本未顾虑到地图上的比例尺，红笔一划，划出了一大片作战区域。白崇禧没有想到的是，在战斗强度如此强烈的淞沪战场，敌我寸土必争，哪怕是进一公里，无论是对国军还是对日军来说，攻击部队都要付出惨烈代价。

　　十月十八日二十一时，第三战区下达了转移攻势的第五号作战命令。

　　按照作战命令，第二十一集团军以贺维珍一七三师、王赞斌一七四师、区寿年一七六师编成攻击军，由谈家头、陈家行之线攻击前进，保持重点于左翼。第一攻击目标为日军第九师团的桥亭宅、顿悟寺一线，第二攻击目标为第三师团赵家角、西六房之线。第二路攻击军由第十九集团军第六十六军编成，负责进攻杨家宅、徐家唐桥头、孙家头一带。第三路攻击军由第十五集团军第九十八师编成，进攻彭宅、张家宅、老宅一带，负责支援的炮兵部队由炮兵指挥官刘翰东统一指挥。对日军发起总攻的时间为十月二十一日十九时，先以炮兵集中射击一个小时，然后步兵发起冲锋。

　　桂军被称为猴子，擅长山地战。然而，淞沪地区遍布稻田、港汊和河流，没有山，连个坟包都难得一见，树更是没有。即使是勇敢善战的桂军，见如此毫无遮掩之阵地也不寒而栗。

　　按照惯例，日军在发起总攻前，总是先用炮火先过一遍。

　　十月二十一日黎明，敌炮兵向我阵地攻击甚烈，飞机同时狂肆轰炸，步兵复利用炮火之成果突进我第一七四师阵地之桃园浜、丁家宅、北候宅等处，均被击毁，为敌占领。当日，日本军全线阵地纷起激烈之争夺战，敌炮火终日未息，我第一线官兵死伤累累。

　　晚上十九时，中国军队炮兵对日军实施炮击。

　　趁着炮火延伸，桂军三个师由原阵地出击，步兵单干，一线平推。此时天已经黑了，也看不清方向，战士们误向两军空隙间的浏河方向突进；至拂晓后，桂军侧背暴露于敌，迅速引来了敌机的疯狂扫射和敌人炮火的打击，有一位旅长当场阵亡。桂军后继无兵，前进受阻，只得陷于混战，一部分新兵被打散，大部分则待到了日落后才退回原阵地。他们由此经历了最漫长而痛苦的一天。因为此时在上海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几乎皆戴布帽和着灰色军衣，唯有桂军最拉风，戴着清一色的英式钢盔，着黄色军装，其目标特别显著，所以引来了日军的疯狂进攻，乃至成为敌人优势炮火的活靶子。

　　就这样，桂军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伤亡过半，不仅未能歼灭突破防线的敌人、稳定防线；相反地，随着桂军的败退，整个战线发生动摇，导致防御局势更加严峻。

　　桂军溃败后，胡宗南的第一军顶上去填补了空缺，才算暂时稳定住了前沿阵地。

　　激战至二十二日凌晨二时许，日军开始反击，各路攻击军先后退至小石桥、大场镇、走马塘、唐家桥之线。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日军在航空兵火力支援及坦克引导下，继续猛攻第二十一集团军阵地。

　　白崇禧在苏州听到桂军的噩耗后，又听闻散在战场的桂军被友军收容，感到大伤体面，急得连日饮食不进。对此，蒋介石也感到非常失望，他在二十二日的日记中记述道：“满拟以桂军加入战线，为持久之计，不料反因桂军挫败，而退至走马塘之线，战局顿形动摇，殊所失望。”

　　日军突破蕰藻浜防线后，兵锋直指大场。

　　大场镇，位于上海市郊东北部，京沪铁路和走马塘河围绕着只有一条街道的大场镇，三里长的小街上九桥十八弄，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这里以产销棉花和土布出名，从陕西、安徽和山西来的客商在此设店贩运。历史上这个不起眼的小镇屡遭兵灾，清兵“嘉定三屠”，血洗大场，全镇男女无一幸存。日军入侵上海，使得民众不得不又一次面对血与火的洗劫。

　　大场镇外除了棉花地，毫无遮掩。

　　松井石根选择的中央突破点正是蕰藻浜南岸的大场镇。

　　为攻占大场，日军准备了秘密的超级武器——“特二十四榴”，即三百零五毫米口径重型榴弹炮，最大射程达十四点八公里。

　　二十五日上午九时许，日军出动一百五十架飞机轰炸，而后以“特二十四榴”及二十四门一百五十毫米榴弹炮对大场猛烈轰击。

　　随后，日军在二十余辆坦克掩护下开始发起攻击。

　　刘雨卿的第二十六师是第二支入淞沪战场的川军，于十月十五日黄昏到达大场镇附近集结待命，十六日拂晓前接替防卫，随后与日军七天七夜的鏖战，至二十四日交接时，全师官兵仅存六百余人。

　　接替第二十六师防守大场的是湘军朱耀华第十八师，原西北军冯兴贤第三十三师。战至二十五日下午三时许，三十三师全师只剩十分之一，师长冯兴贤受伤，旅长失踪，遂退。朱耀华第十八师鏖战终日不退，至黄昏阵地被敌突破。师长朱耀华多次组织敢死队，携手榴弹，冲入敌群，作拼死抗争，战至深夜，终因敌众我寡，又无后援，朱耀华所率十八师坚守的阵地大场失守。朱耀华悲痛欲绝，举起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心脏。就在他开枪的同时，他的警卫纵身一扑，将瞄准心脏的枪口推向了右胸。死神就这样与他擦肩而过。在上海的租界，一位法国医生免费为他进行治疗，四十多天后，朱耀华终于捡回了一条命，但其肩胛却留下了残疾，一条手臂废了，从此退出战场。

　　二十五日晚，白崇禧、陈诚等人建议蒋介石将全线继续后撤，撤到吴福线。

　　蒋介石听后长久不言。

　　二十六日二十三时，第三战区下达第七号作战命令。命令除以一部据守铁道沿线附近诸要点外，将南翔以东阵地逐次转移于吴淞江南岸。

　　吴淞江为长江入海前最后一条支流，流经吴江、苏州、昆山、嘉定、青浦以及上海市区。上海开埠前，这条河一直叫吴淞江，只是上海开埠后，由于外国人发现可以乘船从这条河到苏州，所以以北新泾为界，吴淞江上游被称为吴淞江，而北新泾以东被称为苏州河。

　　横亘于日军面前的是一条很窄的河——苏州河。

　　苏州河以南就是上海市区。

　　四天之后，九国公约签字国将在布鲁塞尔召开国际会议，专门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

　　此时，无论是松井石根还是蒋介石都在考虑同一个问题——在上海市区开战政治影响问题。

　　十月三十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吐露心迹：“此次抗战，实被迫而应战，与其坐而待亡、忍辱受侮，不如保全国格、死中求生，与敌作一决战。如我再不抗战，则国民精神亦必日趋于消沉，民族生机毁灭无余矣。”

　　忠勇赴国难，壮士唯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