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完成了高筑墙的部署后，朱元璋便着手实行广积粮。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朱元璋除了动员百姓进行生产外，决定推行屯田法，大力开展军队屯田，任命康茂才为都水营用使，负责兴修水利，又分派诸将在各地开垦种田。朱元璋又下令不再征收寨粮，以减轻百姓负担。

　　为了积粮，朱元璋明令禁酒。

　　这一日，有人来报，胡大海的儿子胡三舍与别人违法犯禁，私自酿酒获利。朱元璋知道后，下令杀胡三舍。

　　李善长进谏：“胡大海此时正在攻打绍兴，希望明公看在胡大海的面子上放了胡三舍，以防胡大海兵变。”

　　朱元璋说道：“宁可让胡大海造反，也不能让我的军令无法推行。”

　　见别人都不敢动手，朱元璋举起刀，自己动手将胡三舍杀掉。

　　随即，朱元璋将此事派快马告诉在前线作战的胡大海。胡大海对来人说道：“感谢明公替我杀了此逆子，使我不必背弑子之罪。”

　　至正十九年，朱元璋欲取浙东，召集武将，劝谕道：“仁义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克城虽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师入金陵，秋毫无犯，故一举而克定。今新克婺城，民始获苏，政当抚恤，使民乐于归附，则未下郡县亦必闻风而归。吾每闻诸将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杀人，輙喜不自胜。盖师旅之行势如烈火，火烈则人必避之；故鸟不萃鹰鹯之林，兽不入网罗之野，民必归于宽厚之政。为将者能不杀，非惟国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子孙亦必昌盛。尔等听从吾言，则事不难就，大功可成矣。”

　　浙东势力最大者是方国珍。

　　方国珍，台州黄岩人，身长面黑，体白如瓠，力勒奔马，以佃农和贩私盐为生计。红巾军起，方国珍聚众数千人，劫夺海运漕粮，元军镇压则降，旋又反，如此反复，帮元打击张士诚淮军。

　　朱元璋克婺州后，派主簿蔡元刚出使庆元，招降方国珍。方国珍与其下谋：“方今元运将终，豪杰并起。惟江左朱元璋部号令严明，所向莫敌，今又东下婺州，恐不能与抗。况与我为敌者，西有张士诚，南有陈友定，莫若姑示顺从，藉为声援，以观其变。”众人同意。于是方国珍遣使奉书献金币，愿合兵共灭张士诚。

　　耿再成与胡大海领兵攻取处州。十一月，处州路所辖丽水、龙泉、松阳、遂昌、青田、缙云、庆元七个县，均被朱元璋军队攻下。

　　朱元璋又派镇抚孙养浩回访方国珍。方国珍请求进献温州、台州、庆元三郡，并派次子方关作为人质。朱元璋说道：“古者，虑人不从则盟誓，怕盟誓变而交质子。此衰世之事，岂可蹈之？今彼既诚心来归，便当推诚相与，如青天白日。”朱元璋没接受人质，反而给予厚赐，将人质送回。

　　朱元璋随后又派博士夏煜前去，拜方国珍为福建省平章事，其弟方国瑛为参知政事，方国珉为枢密分院佥事。方国珍名义上奉献三郡，实则心存二心，待夏煜到后，他诈称有病，自言年老不能称职，只接受平章印章及诰命。

　　原来，方国珍首鼠两端，即接受朱元璋授予的福建行省平章，又早已接受元廷江浙行省平章封职。

　　夏煜自庆元还，气愤之极，言方国珍奸诈状，非兵威无以服之。

　　朱元璋说道：“我现在精力放在姑苏张士诚身上，没空与方国珍计较。”

　　朱元璋写信给方国珍，但越想越气，觉得不解恨，于是派都事杨宪、傅仲彰前往当面训谕，并对杨、傅二人说：“国珍乃竖子也，吾必灭之，汝二人不必客气！”

　　到了庆元之后，见方国珍刀斧手列于两侧，傅仲彰胆子小，不敢言。杨宪胆壮，拿起信，上前训谕道：“吾奉朱公之命，前来训谕：吾始以汝为豪杰，识时务，不待征讨，幡然归命。嘉汝之意，命以高官，兄弟显荣，自制一面。岂效他人阳交阴备，徒为羁縻之国（通过刚柔并济的羁縻政策控制叛服不常的地区）而已。诚欲汝为吾腹心，效股肱之力，共立大功，以垂后世，为方氏子孙之福。岂意汝自迷惑，昧远大之图，为覆灭之计。外虽纳降，内实反复。欲探我虚实，则遣质子；欲却我官爵，则称老病。此何为者夫？以蕞尔之地，而忽事大之礼；舍其垂成之功，更造无穷之祸，此岂汝之得计也？吾宁不能遣一偏裨将十万众，直穷海岛，以取汝耶？顾以汝率先来归，姑忍须臾，待汝自改耳。汝及今能涤心改过，不负初心，则三郡之地庶几可全，福禄庶几可保。不然，吾恐汝兄弟败亡，妻子为僇（戮），徒为人所指笑夫！智者转败为功，因祸成福，汝其图之。”

　　方国珍听了大惊，上前致歉道：“鄙人无状，致烦训谕！”

　　2

　　胡大海虽是文盲，但是能折节下士，对读书人极为敬重，喜欢结交儒士，每到一个地方便寻访名儒。在寻访名士时，有人向胡大海推荐浙东四先生。

　　原来，青田的刘基、浦江的宋濂、丽水的叶琛、龙泉的章溢，被时人称为浙东四先生，是鼎鼎有名的大儒。

　　叶琛乃元行省元帅，耿再成、胡大海领兵攻取处州时，叶琛率部扼守古道天险桃花岭，后避走福建建宁。

　　章溢，道教人士，朱元璋军来攻时，他也避居福建浦城。

　　胡大海遂把浙东四先生推荐给朱元璋。

　　朱元璋对宋濂早就闻其名，仰慕已久，年初就下令聘宋濂为婺州郡五经师。

　　将刘基召来应天，朱元璋见刘基即是当日给他算命的算命先生，遂问道：“人果真有命乎？”

　　刘基答道：“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故运之将隆，必生圣明之君。圣明之君，必有忠贤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唱之而必和，谋之而必从，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谗构不能离其交，然后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岂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

　　朱元璋似懂非懂，又问道：“你观我命相如何？穷乎？达乎？贵乎？贱乎？”

　　刘基答道：“古人云：‘宁生穷命，不生穷相。’昔公瘦骨嶙峋，穷命却不穷相，今公面红滋润，公已由穷变达。至于贵与贱，则在公是否能得天时。”

　　听了这话，朱元璋却并未加以任用，而是赏赐了一些财物，便让刘基回去了。

　　李善长不解，问朱元璋为何不用刘基。

　　朱元璋答道：“历代起事者皆言受命于天，以神仙诓骗世人。然我独独钟情于陈胜、吴广那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若天已经注定，我辈又何须努力？将士又何须流血牺牲？故成大事者，切不可信神仙。历代王朝亡国之君，哪个不是沉溺迷信？”

　　随后，处州总制孙炎也向朱元璋推荐刘基、章溢、叶琛等儒士，于是朱元璋派孙炎带着钱财前去礼聘刘基。

　　孙炎，身长六尺余，面黑如铁，一足偏跛，谈辩风生，口若悬河。

　　不料，刘基这回却不愿意了，拒绝的理由是：“吾已仕元，耻为他用。”

　　但是，刘基也没让孙炎白跑一趟，赐以宝剑。

　　翌日晨，刘基见孙炎已去，留剑、留书桌上，内云：“宝剑当献天子，斩不顺命者，人臣不敢私，封还之。方今四方鼎沸，豪杰并争，皆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救天下之心。唯吴国公据金陵，神武不杀，顺天应人，心怀天下。先生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当持此干将剑，赠真命天子，以不负苍天悲悯之心也！”

　　孙炎致书朱元璋，内云：“昔刘备三顾草庐，与孔明隆中对，三分天下；今明公欲一统江山，应以至诚之心礼聘也。”

　　随之，朱元璋命建礼贤馆，以至诚之心礼聘刘基、宋濂、叶琛、章溢，命大军护送四先生来应天。

　　出行前，刘基对宋濂、叶琛、章溢三人说道：“诸生若为天下苍生，则随我行；若为富贵，则另谋他径。”

　　四人遂来到了应天。

　　朱元璋听说浙东四先生即将到应天，沐浴更衣，出官门迎接，引四人到公府，主客坐定，朱元璋问道：“天下汹汹，四位先生何策可安天下？”

　　刘基说道：“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今元政失修、海内鼎沸。诚能效汤、武吊民伐罪，以百里之地，率一旅之师，可取而代之。”

　　朱元璋：“元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奈何之？”

　　刘基：“蒙元运穷，势如强弩之末。红巾军转战中原，元兵不堪其扰，无暇旁及其余，此天赐良机。宜竭全力，略定东南，而后挥师北上，王业可成。”

　　朱元璋：“吾听从朱允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采韬光养晦之策，可也？”

　　刘基：“朱允升之策甚妙也。昔陈涉先起而先亡，以其先自王，为秦兵‘的’也。故曰：辞祸有道，辞其‘的’而已矣！为今之计，仍宜暂假韩宋名号，免为元兵之‘的’。元运既穷，亦毋须与韩宋合力北向。韩宋与元相抗，无力节制于我，锐进南方，可无后患。金陵为六朝故都，西襟荆、楚，东系江、浙，依山凭水，宜守宜攻，实建基之开府，定鼎之中枢，况龙蟠虎踞，帝王气象巍巍，居之可占大时之利。”

　　朱元璋：“奈何东有降元张逆，西有天完陈顽，虎视眈眈。”

　　刘基：“陈友谅必弑主自立，名号不正。但地居上游，奄有荆、襄，窥伺江东已久。张士诚窃踞江、浙，称孤道寡，若东西夹击，势必腹背受敌。殆矣！然则，张不过一守虏，不足虑，陈则虎视狼顾，于我志在必得，亟宜全力击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余如陈友定，明玉珍，胸无大志，羽翼未丰，不足患，徐徐图之可也。惟方国珍近在胁下，彪悍狡黠，不可不防。”

　　朱元璋：“方首鼠两端，当如何？”

　　刘基：“方之志在于横行，未有远谋，其众系盐民啸聚。茶、盐为一代之私禁，民无所养而官不能恤，故铤而走险。私禁可原情而贷之，使有所养，则方氏之众自解，此不战而屈之法也。”（即开放茶、盐之禁，使民众不再依附方国珍。）

　　朱元璋：“除军事外，内政当如何？”

　　刘基：“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之道在于修德省刑，轻谣薄赋。元政无道，应以为鉴。夏书云：‘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为国有民者，可不慎哉！”

　　见朱元璋似听不懂这句话，一旁的宋濂解释道：“《五子之歌》云：‘内作色荒，处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意为：在宫里贪恋美色，外出贪图游猎，嗜好饮酒和奢靡的音乐，喜欢营造宫室，有以上一种行为的君主，没有不灭亡的。”

　　朱元璋听了，然之。

　　刘基：“尚贤者政之本也。桀纣暴虐，小人逞奸；晋灵无道，邪恶当权。忠不见用，贤路壅塞，焉得不亡。故君不自强，士众则强。汤、武得伊、吕而兴；桓、文相管、狐而霸。得人失人之关盛衰兴亡，明矣！”

　　朱元璋：“吾正求贤若渴也！”

　　刘基：“求贤虽可贵，能否知人善用乃其关键也。明公应效夏、商、周三代之取士之办法，必学而后入宫，必试其事而能，然后用之。不问其系族，惟其贤。无论农与工肆之人，不鄙其侧陋，则四方之贤，响慕而来归矣！”

　　朱元璋：“即英雄不问出处，唯才是举也！”

　　刘基：“人非大圣，鲜有全材，适用为可；君欲任贤，当如用器，择可惟长。长则用其长，短则用其短，非中空而液身者（质地坚实）无所不收，使人尽其才，材尽其用，此用人之道而治国之大要也。”

　　朱元璋指着府中梁柱，说道：“用人就如用材，能做梁的做梁，能做柱的做柱，不能为梁为柱者，选作壁。”

　　众人皆然之。

　　刘基：“耕不忘战，战不忘耕，以耕备战，以战护耕。无耕则兵行不继，轻战则民不安居。民以食为天，兵以民为本。兵民一体，内坚外完，则谁能我敌？”

　　朱元璋：“兵民乃胜利之本也！”

　　刘基：“征缮岁给，取之于民。若索取无度，知取而不知培，民用乃竭，此元运式微之因也。诚能遏其人盗，通之于天地之盗，则物阜民康，源长本固矣！”

　　朱元璋：“为政者，当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刘基：“天地善生而盗之者无禁。春而种，秋而收，逐其时而利其生，则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国不自富，民足则富。与民休养生息，乃能长治久安。”

　　朱元璋：“藏富于民，民富国强。”

　　刘基：“利不及众，则起天下之争；爵不求贤，则萃天下之怨。是以赏禁僭，罚禁滥。赏罚分明，则令行禁止，威权自立。”

　　宋濂：“赏罚皆要得当，赏不可僭越，罚不可泛滥。”

　　朱元璋默之。

　　刘基：“善战者省敌（减敌）、不善战者益敌（树敌）。省敌者昌，益敌者亡。以我之敌，敌敌，敌不敌，乃胜。”

　　朱元璋：“降兵降将皆可为我用也！”

　　刘基：“制万变者在于专；察万微者在于定。四海之民听于一君则定；百万之师听于一将则胜。是以众志之多疑，不如一心之独决。”

　　朱元璋：“欲治兵者，必先选将，授以大任，用之必专，信之必笃。”

　　刘基：“兵行过处，计丁给田，使民来归。而后编户定籍，保甲连环。如此则老有所终，幼有所养，不致背井流徒。致敌之因既除，祸胎从此可弭。”

　　宋濂在旁补充道：“天下太平后，务必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朱元璋皆然之。

　　刘基：“尊儒重孔，兴塾廷师，令童蒙敬习诗、书、礼、易，春秋，六艺，知礼义，人规矩，以正纲纪，以敦风化，此治乱弭祸之大本。”

　　朱元璋：“武将打天下，文官坐天下，自古皆如此。”

　　宋濂在旁提示道：“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轻文重武，或重文轻武，皆不可取。”

　　朱元璋亦然之。

　　刘基最后说道：“势有所梏，则小柔可以服大力（顺势而为，以小博大）；形有所格，则大猛不能破小坚（逆势而为，因小失大）。苟能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决壅去蔽，兴利除害，则取舍在我，无往而不适，何患帝业之不成哉！”

　　朱元璋当即起身，施礼道：“先生学贯天人，资兼文武；其气刚正，其才宏博。时策十八，经邦纲目，用兵后先，实乃奠业之基也。”

　　朱元璋得浙东四士甚为高兴，问陶安：“此四人如何？”陶安答：“臣谋略不及刘基，学问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叶琛。”

　　刘基，字伯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