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上海《强学报》还有八百两银子没花完。

　　汪康年，浙江钱塘人，光绪十八年进士，张之洞幕僚。北京、上海强学会先后被禁，张之洞授意汪康年接收强学会余款，移作办报经费。汪遂与黄遵宪等人创办《时务报》，自任经理，聘梁启超担任主笔，另又聘请麦孟华为该报撰写文章。

　　黄遵宪，广东梅州人，历任日本参赞、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参赞、新加坡总领事。驻日期间，黄遵宪深入了解日本国情，完成五十余万字《日本国志》。该书详细介绍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特别着重介绍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采取的改革措施及成效、得失，借以提出中国改革的主张。在英国担任参赞期间，黄遵宪还接触了英国政界上层人物，仔细考察了英国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

　　这是一位对西方政治真正了解之人，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

　　一日，一位头戴小毡帽、身穿青衣、肩挂褡裢、手摇铜铃之人寻上门来，开口便称要找强学会。

　　此时报馆内仅有梁启超一人，梁启超放下笔，问道：“你是何人？”来人称：“余乃余杭枚叔是也！”梁启超实在没听过此人，就问何事？来人称，他曾交十六元钱给强学会，今来入会。梁启超笑道：“尔乃章炳麟？”来人笑答：“正是。”梁启超细看对方一身打扮，像是摇铃行医郎中，就问何故如此打扮？章炳麟答：“缺盘缠是也。”

　　原来，汪康年与章炳麟相识，更将强学会遭禁之事说了，邀请章加入《时务报》。

　　康门弟子都想看看这郎中能写出什么好文章。当章炳麟写出一文时，梁启超逾看逾惊，汗流浃背，看完一遍只略解一二，再看一遍略解三四。

　　章炳麟的文章古奥难解。

　　《时务报》因章炳麟与梁启超执笔，如惊雷般炸响中国。此时，正在南京的谭嗣同读了报上文章，忍不住致信汪康年、梁启超称：“贵馆添聘章枚叔先生，读其文，真巨子也。大致卓公似贾谊，章似司马相如。”

　　——这里的卓公指的就是年纪轻轻的梁启超。

　　作为《时务报》主笔，梁启超在此期间写了《变法通议》，其中十二篇连载在《时务报》，引起了广泛影响。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治旧国必用新法也。其事甚顺，其义至明，有可为之机，有可取之法，有不得不行之势，有不容少缓之故。为不变之说者，犹曰“守古守古”，坐视其因循废弛，而漠然无所动于中。呜呼！可不谓大惑不解者乎？《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夜不炳烛则昧，冬不御裘则寒，渡河而乘陆车者危，易证而尝旧方者死。今专标斯义，大声疾呼，上循土训诵训之遗，下依蒙讽鼓谏之义，言之无罪，闻者足兴，为六十篇，分类十二，知我罪我，其无辞焉。（引《变法通议》之《自序》）

　　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觊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摇一至，同归死亡。善居室者，去其废坏，廓清而更张之，鸠工庀材，以新厥构，图始虽艰，及其成也，轮焉奂焉，高枕无忧也。惟国亦然，由前之说罔不亡，由后之说罔不强。（引《变法通议》之《论不变法之害》）

　　经鸦片战争战败及太平天国的打击，中国洋务运动始自一八六一年；日本在西方列强冲击下，受迫通商，明治维新始于一八六八年。为何仅仅三十年间，中日间差距如此巨大？梁启超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引德国首相俾斯麦语：

　　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

　　因此，梁启超大声疾呼：“呜呼，今虽不幸而言中矣，惩前毖后，亡羊补牢，有天下之责者，尚可以知所从也。”

　　梁启超又作《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文章指出，古代官员权责明确，后为防范官员擅权，采用以官员限制官员的办法，致使官员处于无能的状态，中国积弱正是由于防弊。

　　一部之事，尚、侍互让；一省之事，督抚互让；一君之事，君国民互让。争固不可也，让亦不可也。争者损人之权，让者损已之权。争者半而让者半，是谓缺权；举国皆让，是谓无权。夫自私之极，乃至无权。然则防弊何为乎？吾请以一言蔽之曰：因噎而废食者必死，防弊而废事者必亡！（引之《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在洋蜡皆变流质的严夏酷暑，梁启超常独居小楼之上，挥汗奋笔，废寝忘食，一人身兼数职，独挑《时务报》大梁。短短的数个月时间，梁启超就从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士子，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了——“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人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正因此，谭嗣同称之为“卓公”。

　　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后，专门发布《鄂督张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规定将《时务报》按期寄送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及各书院、学堂，所需全部报价每年一千一百五十二元，由湖北善后局统一支付。

　　正是由于张之洞的鼎力支持，再加梁启超的主笔，《时务报》一时风行海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