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跑前，下令广西子弟兵第八十四军上前挡一挡。虽然前期战斗第八十四军损失惨重，但是军长莫树杰还是义不容辞地接受了狙击命令。

　　第八十四军可供屏障的只有一条浅浅的白河。

　　河对岸的日军正是一路追击第八十四军的第三十九师团，真是冤家路窄。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第步兵第二三三联队于二十日黄昏派出三名将校，在白河下游侦察渡河点的地形，其中两人卧倒，从芦苇丛中用望远镜察看，另外一人却以站立姿态展望，后者判断前岸为河中的沙洲。回去路上，三人发生争执，卧倒观察者认为前岸就是对岸，站立观察者认为前岸是河中沙洲。三人争吵不休，最后举手表决，结果在向上报告时却采用了前者的判断：前岸就是对岸。

　　二十一日零时许，日军悄摸渡到沙洲中，并升起渡河成功的蓝色信号弹时，在对岸业已做好瞄准准备的第八十四军一齐开始猛烈射击，日军在毫无隐蔽体的沙洲上不断出现伤亡，瞬间就牺牲了联队长神崎哲次郎大佐以下三百多人。

　　这一结果极大震惊了司令官园部和一郎。

　　当日晚，园部和一郎下令各师团停止追击，襄河以东枣阳地区作战至此结束。

　　再说张自忠的遗体被中国军民重新洗净，换上整洁的内衣和军装，军装上佩挂上将军领章和短剑，装入楠木灵柩内。

　　灵柩运抵宜昌后，全市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超过十万人。全城笼罩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敌机在上空盘旋吼叫，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

　　此后，换乘轮船，经巴东、巫山、云阳、万县、忠县、涪陵等地，汽笛长鸣，所经之处祭祀的供桌绵延数里，祈愿的香火缭绕不绝，两岸百姓长跪不起，奉若至亲。

　　五月二十八日晨，当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等政府军政要员臂缀黑纱，肃立码头迎灵，并登轮绕棺致哀。蒋介石在船上抚棺大恸，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张自忠殉国时，年仅四十九岁，他的夫人李敏慧女士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

　　卢沟桥事变后，由于宋哲元、张自忠等原西北军不断与日军谈判周旋，因此被国人骂为“汉奸”。此后，张自忠将“汉奸”二字作为此生最大耻辱，誓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在随后的每一场战斗中，张自忠都率部以死相搏，由此获得举国称赞、颂扬，早就脱了“汉奸”帽子！逾战民族节气逾烈，早将生死荣辱置之度外，从此便由人而升华为民族之精魂！

　　张自忠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一个情报——日军攻击目标是宜昌。然而，无论是第五战区还是重庆对此竟然毫无反应。

　　日军在汉水以东作战中损失严重，作战时间二十多天，超过预想时间一倍以上，官兵十分疲惫。停止追击后，迅速收缩部队，至枣阳附近进行休整，但并未立即撤回原防，而是就是否按原计划执行汉水以西的宜昌作战任务进行讨论。多数指挥官认为：如放弃原计划而反转，就意味着第一阶段作战遭到了挫折和失败，将会失掉该军统帅的权威和天皇的信任，因而不必顾虑部队的疲劳和减员，继续执行第二阶段作战计划。

　　原来，日军作战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襄河以东打击枣阳地区的第五战区主力；第二阶段再渡过襄河在襄河以西攻略宜昌。

　　攻占宜昌才是日军最终目的。

　　五月二十五日，日军下达了准备西渡汉水进攻宜昌的命令，以六个汽车中队紧急调运一千多吨军需品到前线，于五月三十日完成了作战准备。“中国派遣军”又从第十三军第二十二师团抽调三个步兵大队、一个山炮兵大队（即松井支队）加强给第十一军。

　　五月三十一日十九时三十分，第三十九师团开始进行炮火准备，向汉水西岸炮轰一个半小时，然后从宜城以北的王集强渡汉水。同日二十四时，第三师团在襄阳东南也开始渡河。两师团均未受到强烈抵抗，于拂晓前渡河完毕。

　　六月一日，日军第三师团轻取襄阳城。三日，日军第三、第三十九师团以远安、荆门一线为目标，并行南下，迅速推进。第十三师团与池田支队、汉水支队也于四日从旧口镇附近渡过了汉水。

　　中国江防军的防御阵地都是正面朝东构筑的，因为按照一般的常识，已经占领武汉的日军必定是正面朝西进攻。此时日军第三师团和第三十九师团都在从北向南进攻，攻击的是中国江防守军阵地的侧背。由此，中国江防军事先构筑的阻击阵地基本上失去了作用。

　　中国方面估计日军不会进攻宜昌，即使其有一部向襄河以西进攻，也只是佯动，因而在第一阶段作战时将担任河西守备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和江防军主力大部调往河东，以致河西兵力空虚，根本没有研究在河西作战的计划，不仅远安、南漳等县没有设防，宜昌的防御兵力也很少。

　　得知日军强渡汉水并开始攻击宜昌的情报后，军事委员会紧急重新部署防御：第五战区部队被分成左右两个兵团，左兵团由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部、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和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组成，统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负责正面阻击；右兵团由第三十三集团军冯治安部、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部和江防军组成，统归陈诚指挥，负责确保宜昌安全。同时命令周碞的第七十五军、郭忏的第九十四军火速从汉水以东渡河，回归江防军建制。正在四川整训的第十八军紧急船运到宜昌担任守备。

　　陈诚于六月三日到达宜昌后，命第三十三集团军逐次抵抗从南漳、宜城南下的日军，依情况向荆门、仙居之线转移，对东北构成正面，与江防军协同作战；江防军以一部在汉水以西拒止从旧口以南渡河的日军，以有力部队控制于当阳附近主阵地，与第三十三集团军协同，待日军深入后给予侧击；命第二十九集团军向钟祥出击，切断日军后方交通。

　　四日夜，日军第十三师团、池田支队、汉水支队又从钟祥以南的旧口、沙洋附近强渡汉水，与第三、第三十九师团对荆门、当阳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双方激战至六月八日，日军池田支队突破江防军第二十六军的阻击，占领沙市、荆州，尔后沿宜沙公路从东南面逼近宜昌。九日，日军第三、第三十九师团从东北面，第十三师团从南面围攻当阳。激战一天，守军被击退。十日，日军向宜昌发起进攻。

　　中国第十八军两天前才到达宜昌，仓促部署防御，以第十八师守城，以第一九九师配置于外围。日军以三个师团的兵力连续攻击，以战车部队突进，以上百架飞机疯狂扫射。守军兵力单薄，不敌日军的猛烈攻势。战至十二日十六时，日军攻占宜昌，守军撤往附近山区。

　　宜昌是华中通往西南的重要中转站，此时光囤积的大米就有一万七千四百二十五袋，更兼无数弹药和燃料。这些物资来不及撤，也不舍得毁坏，全部落入日军手中。

　　日军对占领宜昌后是否要予以确保，事先并没有明确规定。按照武汉会战后大本营所确定的一般方针，每次作战，即使是经大本营批准的超越作战控制区域的作战，也只是给中国军队一次沉重打击，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并不是要扩大占领区。因此，园部和一郎在占领宜昌的当天就指示各师团：“已达到此次作战目的，现决定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尔后之机动。”随后又命令各部队摧毁宜昌的军事设施，将无法携带的缴获物资予以销毁或抛进长江，准备返回。十五日二十二时，正式下达了撤回汉水东岸的命令，规定第三、第三十九师团先行撤到当阳、荆门一线，占领阵地，防止中国军队截击和袭击，掩护第十三师团撤退后再依次交替回撤。这样，日军占领宜昌四天以后又陆续撤出。

　　陈诚十分兴奋地致电蒋介石：“第十八军即日收复了宜昌！”

　　令陈诚没想到的是，他们在宜昌屁股还没有坐热，突然接到报告，日军又来了！

　　原来，在发出撤退命令的前后，日本方面从前线司令官们到大本营，对是否要确保占领宜昌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此时，纳粹德国正向西欧大举进攻。凑巧的是，恰在六月十二日日军占领宜昌的同一天，德军占领法国巴黎，世界形势正发生着剧烈动荡。在此形势下，日本军政当局更迫切希望尽快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腾出手来参与世界范围的角逐。日军统帅部和“中国派遣军”中的许多人主张：确保对宜昌的占领，可给重庆蒋政权以更大的威胁，有利于推进政治谋略，从而也就有利于及早解决中国问题，战略价值极大。这种主张终于占了上风，并得到天皇的认可。于是，日军参谋本部于六月十六日发出暂时确保宜昌的命令，期限暂定为一个月。这一命令经过“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十一军司令部转达到各师团的时候，走在最后的第十三师团已撤出宜昌五十二公里，于是第十三师团在第三师团一部配合下，调转头来再次向宜昌突进，冲破中国军队的阻击，于六月十七日下午重新占领宜昌。

　　七月一日，日军大本营为弥补第十一军扩大占领区后兵力之不足，将驻在黑龙江省佳木斯的第四师团从关东军序列中调出，列入第十一军，并于七月十三日下达了长期确保宜昌的命令，将武汉方面的作战地区规定为安庆、信阳、宜昌、岳阳、南昌之间。第十一军命令第十三师团占领宜昌，第四师团驻防安陆，独立混成第十八旅团担任当阳东西一带警戒，其余部队均返回原防地。

　　宜昌一失，对重庆国民政府来说，裤子拉链坏了，门户洞开。

　　重庆国民政府为拱卫重庆、屏障四川，重设第六战区（一九三九年十月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曾设第六战区，一九四零年四月撤销），以陈诚兼任司令长官，所辖部队有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二十九集团军、江防军、第十八军等，防区为鄂西、湘北、湘西、川东等地。

　　枣、宜会战就此结束。

　　日军为遂行此次会战，从长江以南和长江下游抽调了大批部队，即从第九、第三战区当面抽走了大批部队，这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本来就很分散、薄弱的守备力量更加分散，更加薄弱。第九、第三战区如能乘此机会向当面日军发起强有力的攻势，必能收到较冬季攻势更大的战果，威胁日军后方，给第五战区以有力的策应。但第九、第三战区虽有所行动，却远不够积极、有力。同样，在第五战区内，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也曾要求第二十一、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各集团军先发制敌，进攻日军后方，威胁汉口，确实截断平汉线，但这些训令发出后多未付诸实施，军事委员会和战区也未严格督查，因循了事。

　　张自忠临行前曾给他的老部队第五十九军军官们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

　　近日之事，我于弟等共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敷衍，一切敷衍，我对弟敷衍，弟对部下敷衍；敌人未来，我们对敌人是敷衍的布置；敌人即来，我们也是敷敷衍衍地抵抗，敷衍一下就走。这样的做法，看起来似乎很聪明，其实最笨；似乎容易，其实更难；似乎近便宜，其实更吃亏...

　　张自忠所谓的“敷衍”，即消极抗战。

　　国民党军队的敷衍、国民党军队的屡战屡败、国民党军队的丧师失地，让身为统帅的蒋介石心力交瘁。

　　宜昌失守一个最直接影响就是重庆米价上涨。原来，因宜昌失守，江运阻断，湘米不能后运，重庆及鄂西军粮民食均赖川省接济，一时供求失调，民情惶恐。加之这一年春寒夏旱，国统区十五省粮食减收了二成，主要产米区四川减收了五成。自五月份起，重庆的稻谷物价指数暴涨，至十二月份，涨了整整五倍。而此前抗战三年，仅涨了一倍。

　　此时，重庆人民不仅要承受粮食价格上涨压力，而且要承受日军轰炸机轰炸。

　　原来，从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八日始，日军就开始对陪都进行大轰炸。此次，日军为配合“桐工作”，逼迫蒋介石妥协、投降，五月十三日，日本侵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总司令部决定对四川重庆实施“第一零一号作战”计划。作战时间预定自五月中旬起，约三个月时间，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主要是轰炸重庆，第二期主要是轰炸成都。日机以武汉、孝感、宜昌、运城为起飞基地，从五月十八日起到九月四日，轰炸重庆、成都等地，计划持续轰炸一百一十天，其中轰炸重庆长达三十天。

　　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在躲避日军轰炸中，有幸在防空洞，见到了蒋介石及其幕僚，她以女性特有细腻的笔触记下了这一幕：

　　其他将领低头交谈或看文件。委员长却坐在木椅上全身挺直，双臂环抱，背部离椅背有十五公分距离。他闭目养神。从来没有人见过他放松、低头走路或两腿交叠。他动也不动。头顶上炸弹爆开，防空洞里其他人不免抬头张望。他们嘴巴张开，有人竖耳倾听。蒋介石则不然。他脸上的表情是压制的愠意，仿佛努力不去听无聊的演讲。他两眼直视，不动如山。

　　不久后，一个更让蒋介石绝望的消息传来。

　　原来，桂南战役之后，日本封锁了中国所有出海口，斩断了中国海上运输通道。除了极其有限的空运补给外，外国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渠道有三条：一是从苏联进入新疆的西北公路，二是从法属越南通往云南的滇越铁路，三是由英属缅甸进入云南的滇缅公路。

　　一九四零年六月下旬，法国迅速败降后，日本趁火打劫，对法国在远东的殖民地进行军事威胁。在日本的压力下，法国投降派贝当政府与日本签署协定，封闭了滇越铁路。

　　滇缅公路从云南昆明延伸至缅甸的畹町，全长九百五十九公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全线修通，此后每月由此输入中国的物资多达四千吨。滇越铁路关闭后，英国人控制的滇缅公路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六月二十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向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正式提出了封闭滇缅公路的要求。陆军部官员还威胁说：“英国行将灭亡，已不在日本心目之中。日本外务省软弱无能，不能代表日本的实力，只有日本陆军才能真正代表日本的实际力量，英国必须尊重日本的要求。”在日本的压力下，七月十日，英国做出决定，暂时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

　　七月十八日，英国将滇缅公路封锁，援华物资运输被切断，国民政府顿时陷入孤立无援状态。

　　自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即已意识到，单纯依靠自身落后农业国的力量，并不足以战胜强大的工业国日本。故其战略，自始至终都是“苦撑待变”。对这种“苦撑”所待之“变”，蒋介石在一九三九年曾有明确的表述：

　　“我们抗战的目的，率直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说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否则，世界问题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也就不能解决，而我们中国依旧不能脱离次殖民地的地位。因此，中国抗战在时间上，尤其最后问题的解决上一定要和世界战争连结起来，使远东问题与欧洲问题，随今日东亚、西欧战争之终结而同时解决。”

　　为将这一“苦撑待变”战略具体付诸实施，一九三八年四月，国民政府拟定了“惟以日本为敌”的外交方针，但在策略上，首重美英法，对德意等国则取争取态度。次年，欧战爆发，蒋介石判断，以英法为首的民主国阵营必胜，德国法西斯阵营必败，故在外交策略上，更进一步亲近英法、疏远德意。然而，到一九四零年夏，法国宣布投降，英军败退至本岛，蒋介石所拟定的“亲近英法、疏远德意”的外交策略，似已走到了破产边缘。

　　六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召集国府高层会议，决定对德国采取“以友义之而不敌视”的外交方针。但在提升对德友好关系的同时，蒋并没有放弃亲近美英法阵营的立场。七月初的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蒋仍强调，亲近美英法的外交立场，“到现在还是颠扑不破，应该贯彻坚持”，理由是“英法在太平洋的力量原极有限，与远东问题有关的主要势力是美苏。它们均未卷入欧战。”

　　不过，蒋的看法，并不能得到党内高层的认同。毕竟，德军正摧枯拉朽般碾压英法，而英法，则正在对日绥靖破坏中国抗战。七月十八日，在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三十六次常务委员会上，立法院长孙科率先发言，对亲近美英法的既定外交路线提出了质疑。孙科发言称：“我国外交政策日趋困境，似不能再以不变应万变之方法应对危机。因法既屈服，英又将失败；英果败，美为保持西半球亦无余力他顾，势必退出太平洋，放弃远东。我之外交路线，昔为英美法苏，现在英美法方面均已无能为力，苏虽友好尚不密切。今后外交应以利害关系一变而为亲苏、联德，再进而谋取与意友好之工作，务必彻底进行。英法既帮助敌人，中断我之运输线，妨害中国抗战，在英停止缅甸运输实施之日，应即召回我驻英驻法大使，同时宣告退出国联藉以对美表示民主国家辜负中国，使中国迫于生存改走他道。”

　　此次会议，发言者众多，除吴稚晖一人外，其余如孔祥熙、居正、张群等，全都赞同孙科的意见，主张亲苏联德。

　　七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居所召集众人再议此事。与会者有孙科、王世杰、何应钦、孔祥熙、白崇禧、张群等党政军高层。蒋介石在会上独断决定，既不召回驻英大使，也不退出国联。换言之，仍维持原定的亲近美英的外交路线不变；同时也应尽力加强对德关系。但后者非轻易可得，不必强求。

　　蒋介石之所以做出此种选择，在于其认为，日本国内的军、政乱象，终会使其选择南进。虽然日军南进会切断中国在东南亚的物资通道，但同时，“倭如南进则其必介入欧战并与美冲突”，“倭如占领南洋英法属地，则其必与英法为敌，此余之所大欲。余必加入英美法方面作战，则最终目的仍可达到”。

　　然而，美国对欧洲战局仍执不干涉态度。美国对欧洲尚且如此，对远东就更加可知，美决无可能为日本入侵英法荷殖民地与日发动战争。

　　而苏德、苏日关系均处于暧昧不明的状态。

　　整个抗战期间苏联一共提供给中国二亿五千万美元贷款，中国实际应用为一亿七千美元贷款购买苏联武器，美国外交文件说是五亿美元，这是因为苏联援助中国武器的实际价格只相当于国际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一。

　　但自一九四零年初，中、苏关系即迅速降温，援助也减少至几近于无。同时，苏联自与德国签订和平条约后，还在积极与日本进行接触，一九四零年七月，当莫洛托夫在与日本驻苏大使讨论双方缔结中立条约之可能性时，就苏联援华问题表示，由于苏联忙于本国国防，对华援助是微不足道的。

　　此时，不仅中国陷入孤立无援状态，甚至英法苏似乎都有以出卖中国利益换取与日本妥协的可能——“远东慕尼黑”，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现实威胁。

　　因此，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措施或与日妥协，或以谈判拖延时间“苦撑待变”。

　　美国的通讯社驻重庆记者传说，由于英国封锁了滇缅公路，中国人中关于对日和平问题的议论急剧上升，一般认为战争将在六个月内结束，政府将还都南京。

　　这不是空穴来风。

　　七月二十三日，中日双方秘密代表铃木卓尔与宋子杰最终以备忘录的形式确定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及中国统帅蒋介石将于八月在长沙商谈日中停战问题。备忘录约定事项如下：

　　一、时间：八月中旬；

　　二、地点：长沙；

　　三、方法：板垣征四郎及蒋介石商谈日华停战问题。

　　代表铃木卓尔印

　　代表宋子杰印

　　昭和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后来历史学家评论，在一九四零年六月中旬以后约一个月的期间，曾经是中日事变行将解决，中日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在八年中日战争中，说蒋介石感到最严重的危机是宜昌失守之时，原因即在于此。

　　早在一年前，即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投降问题的长篇报告，就科学预见到：“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

　　就在这最危险时刻，中国共产党察觉到中日进行和平谈判的危机，在华北突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