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最初选择的统战对象并不是汪精卫，而是“南唐北吴”，或是真实拉拢，或是以此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唐绍仪，广东香山人，一生追随过袁世凯、孙中山、汪精卫，但都无一例外地最终走到反对三人，走了一条乌雀南飞、无枝可依的怪圈。“宁粤分裂”时，唐绍仪参加了汪精卫等人在广州组织的反蒋联盟，后任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五常委之一。一九三六年，两广事变，唐绍仪站在蒋介石一边，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提议撤销国民党中执委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等机关，为国民政府的统一尽了最后一力。事后，唐绍仪举家寓居上海，未再参与政治。

　　上海沦陷后，唐绍仪将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自己没有西撤，仍留居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

　　由于唐绍仪的政治声望引起敌伪的注意，故被视为“以华制华”傀儡的最佳猎物。日本有了一个所谓“南唐北吴”计划，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还组织了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做唐绍仪、吴佩孚的工作，计划由唐组织全国性伪政府，取蒋介石地位而代之。为此，日本特务首脑谷正文、土肥原贤二等和汉奸陈中孚、温宗尧等频繁往来于唐府。上海、广州等地盛传日敌拟利用唐绍仪、陈中孚、温宗尧等组织华中伪政府。对于外界流言蜚语，唐绍仪不予反驳，而是以外交辞令含糊回应：“一生政治活动中，对于外间任何谣传，皆视为痴人说梦。”

　　广州抗敌后援会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上旬去电唐绍仪，请其脱离上海，刻日南归，唐不予答复。随后，广州各社会团体联衔电催唐绍仪南归，电文说:“请公善保晚节，否则自堕名誉，遗臭万年。”并汇去旅费二万元。唐仍置之不理，旅费也不肯收。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上午，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在唐绍仪女婿岑德广的带领下，亲自赴唐宅长谈。此事被军统特务获知后，汇报给重庆方面，蒋介石指示军统局负责人戴笠派一名得力人员到上海把唐绍仪除掉。戴笠派出的心腹爱将、江湖人称“追命太岁”的赵理君用斧子将六十四岁高龄的唐绍仪劈死。

　　两个月后，蒋介石身边真正的失节分子汪精卫一伙人叛逃河内。

　　汪精卫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越南河内发表“艳电”以响应日相近卫声明，不料，近卫内阁又于五天后的一九三九年一月三日宣布总辞职，使汪精卫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当初，汪精卫和平运动的设想是建立在日方撤军的基础上，这样的和平运动是有可能得到中国人理解的。日方食言收回撤军的承诺，就使人感到汪精卫等人是无条件地接受日方的“招降”，这就完全毁坏了汪精卫的名声，断送了汪精卫的政治前途。汪精卫原本希望云南云龙能响应他的“和平通电”，让他在云南建立新政府。结果，云龙畏惧汉奸帽子戴在自己头上，不敢应承。此时，汪精卫既没有效忠自己的军队，更没有支持自己的财团，昔日国民党的二号人物的显赫光环已经荡然褪尽，旧日故友避之唯恐不及，走到哪里都像是过街老鼠。

　　汪精卫知道，现在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日本人，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于是，汪精卫在越南河内搞“和平运动”。汪精卫以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曾仲鸣、林柏生八人为“首义分子”，并发给每人五万港币作为首义红利。

　　由于汪精卫的要求不符合日本当局的战略意图，在一九三九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日本方面对汪精卫相当冷淡。但是河内发生汪精卫暗杀事件后，日方召开了五相会议，研究决定派遣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前往河内营救汪精卫，帮助汪精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于五月五日到达上海，暂时住在法租界。

　　五月二十六日，汪精卫在上海召集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动提出“建立政府”的计划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拟订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准备以书面形式提交日方，而且汪精卫决定亲赴日本和日方谈判。

　　《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先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党章，重新制定政纲及政策，授权汪精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负责改组国民政府以及还都南京。该文件还规定：在国府还都南京的同时，王克敏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梁鸿志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自动取消，并宣布重庆国民政府为非法政府，其对国内发布的法令、对外缔结的条约协定一律无效。

　　五月三十一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在影佐侦昭和犬养健陪同下秘密飞往东京。

　　日本对中国的原来方针是分而治之，将中国割裂为几块，因为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对小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无论这个政府是反日派还是亲日派主政。

　　日本政府内部对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的设想意见很不一致，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日方终于统一意见，同意汪精卫建立新政府。

　　六月五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拟出一个《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该方针规定：一、中央政府由汪精卫、吴佩孚、临时政府、维新政权共同组成，吴佩孚主军，汪精卫主政；二、新建中央政府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与日本建立调整国交；三、中央政府必须具备一定的号召力，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分治合作为原则；五、关于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在不妨碍亲日、满和反共的原则下，可允许存在。

　　汪精卫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而日本依然坚持“分而治之”的原则，即北平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府必须保留下来，方针第四条即反映了日方这种思维。所以汪精卫此行没有达到期望目标。

　　此间，影佐祯昭在上海四川路梅花堂设机关办事处，帮助汪精卫建立新政府，并负责联络东京，因此日军参谋本部称该机关称为“梅机构”，称对汪工作为“梅工作”。

　　一九三九年八月，平沼内阁倒台，原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出任首相。阿部上台后，改变了思维，即如何用条约的形式将开战两年来的成果巩固下来。此时，汪精卫建立“中央政府”正有利于此。于是，阿部开始积极支持汪精卫，同意取消临时、维新两个政府而由汪精卫领导成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

　　在此情况下，汪精卫又与北平的王克敏、南京的梁鸿志接洽，商讨组建统一政府事宜。于是，三个汉奸就为新政府权位争吵起来，谁都不愿让出大汉奸这一席位。正是在此背景下，汪精卫又抬出其在国民党的身份来压制此二老汉奸，于八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怎么凑都凑不齐法定的三百人，就让大汉奸小汉奸把亲戚朋友、车夫马卒叫来凑数，勉强开了半天会。

　　九月五日，汪精卫之流又召开六届一中全会，成立中央党部。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为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林柏生、陶希圣、高宗武、李圣五、陈群等。

　　诺门罕战败后，尤其是欧战爆发之后，日本陆军省于十月三十日制定了以树立新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最高方针：妥善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加强推进汪工作，并统一集中内外措施，乘新中央政府树立前后的时机，努力迅速解决事变问题，如其不成，则断然转向大的持久战。

　　当然，汪精卫新的中央政府并不包括蒙古、新疆。就在日军扶植汪伪政府同时，也在积极筹划、推进旨在使蒙古、新疆独立于中国的自治政府成立。

　　日本对吴佩孚的诱降称为“熊工作”。

　　自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后，日本更是策划“汪吴合作”，汪精卫先是给吴佩孚写信，拉吴作汉奸。吴佩孚回信拒绝后，汪精卫又亲自跑到北平，约请吴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邸会面，商谈合作事宜。吴以“咱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要谈就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为由一口回绝。日本人提出“汪主政，吴主军”的方案，也都被吴佩孚一口拒绝。吴佩孚坚持一个原则：“试能与日本交涉不失中国主权，得以结束日中战争，回所企愿，愿意听从。若与‘临时’、‘维新’两政权相似，寄人篱下，未敢从命出山，而决心抗战到底。”

　　对于日本特务的一再纠缠，无奈之下，吴佩孚只好在室内安放一口棺材，以表决心。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吴佩孚在吃饺子时，饺馅里的肉骨头渣子卡在牙缝里，疼痛异常，几日后竟越来越严重了。十二月四日下午三时，日本特务川本芳太郎携领日本军医寺田及护士，由华北大汉奸齐燮元陪同来到吴宅。寺田检查后，给吴治牙时，注射毒剂，使吴立时晕倒，当晚就断了气。

　　六天后，即十二月三十日，汪精卫和日本缔结了卖国密约，包括《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和《调整日支新关系原则》、《日支新关系调整要项》、《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等三个附件。其中最为重要的《调整日支新关系之原则》规定如下：

　　日支满三国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理想之下，相互善邻而结合，以东亚和平之枢纽为共同目标，其基础之事项列记如左：

　　一、以互惠为基调。设定日支满三国一般的提携，尤其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原则。

　　二、华北及蒙疆在国防上并经济上设定日支强度之结合地带，在蒙疆地方则除前项之外，因防共之关系，特别设定军事上及政治上之特殊地位。

　　三、在扬子江下流地域设定经济上日支强度结合地带。

　　四、在华南沿海特定之岛屿，设定特殊地位。

　　这些条约后被称“日汪密约”。

　　从这些密约中：日本要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所包括的事物，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从东南至西北，一切中国的权益，包括主权、领土、港湾、河流、矿藏、银行、交通、军警、武器，日本都要毫无遗漏地持有或控制。

　　同为汉奸的陶希圣和高宗武看了“日汪密约”后，吓出一身冷汗，再不跑，那就真要落千古骂名了！

　　一九四零年一月三日，高宗武、陶希圣二人一同逃离上海，抵达香港，并以二人名义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

　　举国激愤！

　　蒋介石看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愤而说道：“余见奸伪之人多矣，但未有如汪之卑劣者！”

　　但是，《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却放出了“反共”诱饵。

　　在这一纲要中，实际上勾勒出这样一幅日本统治中国的愿景画面：满洲国独立（“中国承认满洲帝国，日本及满洲尊重中国之领土及主权，日支满三国修复行国交”）；华北及蒙疆作为中日两国反共军事区（“日支满共同防共之实行，为达到目的，日本将所要之军队，驻屯于华北及蒙疆之要地”）；将宁沪杭地区建立中日共荣圈（“在扬子江下流地域设定经济上日支强度结合地带。”）

　　于是，就在汪精卫彻底成汉奸，并企图坐上、坐稳汉奸第一把交椅期间，蒋介石与日本人媾和的“桐工作”也在秘密进行。

　　对蒋“桐工作”，幕后坐镇的正是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夜，日军铃木卓尔中佐与宋子良会见，日本与重庆的接触自此开始。在此前的十二月中旬，铃木中佐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斡旋，曾要求与宋子文的胞弟宋子良会面，但宋子良以需得其兄子文同意为理由，予以拒绝。而此次则是由宋主动要求进行会谈的。因此，铃木中佐认为，这可能是反映宋子文或重庆政府的意向。

　　在第一次会见时，宋子良所谈要点（摘要）：

　　一、重庆政府继续进行抗战的真意是：1.日本方面破坏了陶德曼工作；2.对日本所谓尊重主权、保全独立大有疑问；3.看不出日本有停止侵略、举行会谈的态度。

　　二、重庆方面关于收拾时局的意见是：1.日本如尊重中国之名誉与主权，则需有和平的准备，希望在承认新中央政府以前即进行协商；2.中国希望美国等第三国从中调停；3.在谈判前休战，希望日本提出撤兵保证；4.请日本相信国民政府镇压共产党的抗日行动；5.希望日本避免干涉国民政府进行改组等内政。

　　三、中国方面对日本的质疑：

　　1.日本是否要重新考虑不以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如要重新考虑，将用何等方法向中国方面证实？

　　2.日本的对华态度如果真是中日经济提携，则在能达到此目的时，是否能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局面？

　　3.日本政府有无向国民政府提出和平提案之意？如有，能否暗中向蒋介石本人递交有关和平问题之亲启函件。因公开进行会对蒋介石的对日和平工作造成极大妨害。“近卫声明”即因已公开，致使蒋介石的立场陷于极端困难。

　　对以上质疑，铃木中佐对此毫无准备，自然无法回答，只是要求保持联络。

　　今井武夫于一九四零年一月十七日到南京将详细情况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照汇报。二十九日在东京向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陆军大臣畑俊六汇报。同参谋总部和陆军省协商后，决定同意蒋方提出的召开圆桌预备会议的方案。二月二十一日由参谋次长向天皇禀奏。大本营派第八科长臼井茂树大佐，中国派遣军派今井武夫和铃木卓尔三人为此次会谈代表，命名为“桐工作”。

　　此后，一九四零年一月二十二日、二月三日、十日，铃木与宋子良继续会谈。

　　二月十四日，日方今井武夫与铃木桌尔中佐，中方宋子良、张治平在香港台湾拓殖公司东肥洋行会客厅见面。宋子良转达重庆方面意见：在中日两国正式会谈前，各以三名代表二月底在香港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和平条件，重庆政府颇为期待，要使代表带来委任状。宋子良还神秘地告诉日方代表，“预定家姐也将来香港从侧面协助。”

　　一九四零年二月，司徒雷登向日方透露蒋介石的八项和平原则：一、首先日本要以蒋介石为对手；二、以近卫三原则（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作为和平的基本条件；三、华北、蒙疆的防共有必要（但不意味驻兵）；四、调整经济合作范围；五、可搞文化提携，努力改革教科书；六、原则上日本必须撤兵，但在华北、蒙疆暂时留下亦可；七、为经济提携希成立委员会；八、必须和欧美维持友好关系。

　　蒋介石的八项和平原则，其实就是对日方提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一种眉目传情，颇有挽手共度良宵之意。

　　自三月七日至十日，中日双方秘密代表每夜在香港由日本方面准备的东肥洋行二楼，举行日中预备会谈。

　　参加会谈的日方代表，除铃木中佐、今井大佐外，尚有新参加的参谋本部第八课长臼井茂树大佐。中方代表，除宋子良与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原驻德参赞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外，尚有候补代表侍从室副主任陆军少将张汉年、联络员张治平。双方分别出示证明文件，日本方面是畑俊六陆相签发的证明书，中国方面仅陈、章两人持有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明书。确认身份后进入讨论。中方陈超霖首先发言说：“由重庆出发前，委员长特别指示注意三件事：一，必须取得日本撤兵的保证；二，明确日本方面的和平条件；三，会谈要在绝密中进行。”

　　会谈争论的中心为：承认满洲国问题，华北驻兵问题，对汪新政府的处理问题。

　　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中方最初主张由日中两国保护，但日方反对。经向重庆请示的结果，建议改为对此问题暂不接触，保持缄默态度。重庆方面担心的是，即使不顾收复失地口号在国内的政治影响，以及共产党的反对，也会由于国民党内部东北系、西北系的坚决反对，将引起党的分裂，很可能造成国内大乱。

　　谈判中，蒋方竟然做了这样的一个比喻：满洲国的独立，在中国看来，好像一个不贞之妻投奔到奸夫那里去。逼迫中国承认满洲国，等于逼迫亲夫承认奸夫和她两人结婚。亲夫既已默认，不持异议，即使不出一个同意结婚的证明文件，但随着时日的推移不就自然解决了吗？

　　关于华北驻兵问题，重庆方面虽承认将内蒙作为特殊化地区，但反对日本在华北驻兵，并称此问题可改在恢复和平后再行协商，要求日军提出撤兵计划。但又提出，万一中日两国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部分撤兵，待恢复和平后再作协商——显然，这个“必要时”针对的就是共产党军。

　　关于汪新政府问题，由于中国国内反汪气氛极为强烈，现在不能考虑与其合流，但由于日本政府也有自己的立场，无论如何将作为国内问题研究予以妥善处理。

　　此次谈判结果，未能得出结论。

　　三月十七日，日军参谋总长指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与重庆代表进行停战谈判，停战条件是“中国承认满洲国”、“日华两国缔结防共协定，日本在蒙疆及华北要地驻扎一定的军队”、“和汪精卫等新中央政府组成分子协力合作”等等。

　　蒋介石的底线是满蒙独立可以默认，但不能承认。而日方要的是正式条约确认满蒙从中国完全独立出去。

　　日本人还想等等蒋介石态度转变，可是，汪精卫等不及了，这汉奸头把交椅在那摆着，挠得人心痒痒的。

　　一九四零年一月间，汪精卫御用文人——胡兰成，其社论集《战难，和亦不易》出版发行，该书一共收录文章一百零四篇，集前有汪兆铭序一篇。胡兰成在《和与战》篇中开宗明义地讲道：“这次中日战争有几个可能的前途。其一是中国胜日本败，其二是日本胜中国败，其三是中国败日本未必胜，其四是日本败中国未必胜。而无论如何，其结局总之是‘和’。”全书充斥着倾日反共之论调。

　　三月二十日，在举国骂声中，汪伪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

　　汪伪政府使用的依然是青天白日旗，为区别重庆国民政府，在国旗下增加一个写有“和平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巾。

　　在当天的庆祝会上出现了一出小插曲。

　　原来，新政府警察厅长申省三强迫灵谷寺老僧给汪主席写幅贺联。老僧提笔写道：“昔具盖世之德，今有罕见之才。”

　　这联送到汪精卫那里，被挂在就职厅上。正当在场的人都称赞这联写得词工句丽，是歌德颂才的佳作时，突然有人大声叫道：“大家受骗了！”

　　原来，此对联暗藏谐音，上联“盖世”谐“该死”；下联“罕见”谐“汉奸”。

　　当申省三要派人去抓捕那位老人时，被汪精卫阻止了，汪精卫说道：“与这副对联相比，我更喜欢陈老赠我一首诗，‘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句收枰胜属谁。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虽然汪精卫南京政府成立了，但是，就连日本人也觉得这个政府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因此久久不予承认。

　　关于日本陷入的困局，日人松本慎一做了一篇题为《争取支那民族大众问题》的文章，其中说：

　　帝国行使武力之目的，第一在彻底打击抗日政权及军队，第二在要日支两民族提携、融合及东洋和平之确立，前者乃达成后者之手段。然此二者，证诸支那之现实，实为互相对立之矛盾。试观事变以来之经过，抗日政权之指导原理虽属误谬，但蒋政权已具有民族政权之本质，而有支那民族大多数之支持。现政权所以能得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和抗日联合各界以及旧军人之热烈拥护者，即缘于此。今吾人，一方欲击灭蒋政权，他方欲与支那民族相提携，事实上诚不啻缘木求鱼。盖欲倒蒋，愈使支那民族拥蒋。要倒蒋就不能抓住民众，要抓住民众即不能倒蒋，故我国根本困难即在于此。

　　日本方面的如意算盘是，通过扶植建立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以此压迫，诱降蒋介石重庆国民政府，最终实现蒋汪合流——取消重庆国民政府，蒋介石入主南京国民政府。这一招与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撇开武汉国民政府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宁汉分流，后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实现宁汉合流，有同工异曲之妙。

　　因此，日方的“桐工作”继续进行，利用汪伪政府施压重庆国民政府屈服不失为一个巧妙手段。

　　宋美龄果然如约而来——五月十一日，报纸上刊登了宋美龄来港治疗牙疾。

　　五月，谈判进入实质阶段，日方提出，必须在华北驻兵。重庆方面答复是：“华北驻兵问题，其目的虽在于防共，但希望最好先不提出‘华北’字样。现在先秘密进行，以后讨论签订防共协定时再作处理。表面虽如此，但实际上是严厉讨伐共军。不久的将来日本方面也可了解其真相。总之，蒋先生衷心希望和平。此点望转达日本首脑部。”

　　经过数个月的争吵之后，日本内阁设立的专业负责处理侵华事宜的机构——兴亚院专门委员会，终于于五月二十九日拟出条约初稿，三十日拿到陆军省审核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承认汪政权，就必然形成长期持久战；二、关于长期持久战的决心和处置，另行研究；三、即是承认汪政权，该政权也无发展前途。

　　这些意见，和过去的见解是一致的：翻看中国历史，没有一个汉奸政权能统治中国，辽国扶植的石敬瑭后晋、金国扶植的刘豫伪齐，无一不是败亡。

　　无奈之下，只好继续“请求”蒋介石投降。

　　自六月四日至六日，在澳门市郊一家空房的地下室，重庆方面秘密代表与日方秉烛进行第二次预备会谈。交涉的难关仍为满洲国问题和驻兵问题，但在此次会上，重庆方面强烈要求在停战前首先使汪精卫出国或引退。六日十四时，宋子良和张治平来到日方代表宿舍时，提出：“希望今后的谈判，留待蒋先生的代表(预定为张群)赴上海等地与汪先生会谈，以解决汪的安排问题，然后再由蒋先生与板垣中将在重庆进行会谈。”据此，今井大佐提议将顺序颠倒，先由板垣中将赴长沙。但宋不同意。因而又提议进行板垣、蒋、汪三人会谈。宋对此认为有可能，当即接受。六日二十时三十分，进行最后一次会谈，会上日方提议高级会谈地点可选在上海、香港或澳门。对此，中方以蒋不可能出席为由，希望在重庆或长沙，因此决定今后各自征求国内意见再行确定。

　　今井大佐六月十日返回南京，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首脑汇报，当说到“蒋、汪、板垣三人会谈”的提议时，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立即表示亲赴敌区的决心，当场表示同意。

　　日蒋媾和的最大障碍就是共产党，且在日蒋看来，共产党力量已经成为他们巨大威胁，因此双方谈判的“基础”都视共产党为敌，并以反共作为双方合作基础。

　　第一次反共摩擦正是在此历史条件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