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早在一九三八年二月蒋介石下令反攻太原，国民党第二战区将在山西的部队分为东、南、北三路军。三月二日，朱德总司令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身份就任东路军总指挥，东路军除八路军部队外，还有国民党李家钰的第四十七军、李默庵的第十四军、曾万钟的第三军、武士敏的第九十八军、高桂滋的第十七军、赵寿山的第三十八军、朱怀冰的第九十四师、王奇峰的骑兵第四师、山西新军决死队第一、三纵队等部，统归朱德指挥。

　　三月十五日，八路军总部移驻山西沁县小东岭村。

　　朱德和彭德怀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获悉日军围攻晋东南的企图后，于三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沁县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研究和统一反围攻的作战方针。与会者均为归朱德指挥的东路军将领，除八路军的彭德怀、左权、刘伯承等人外，还有国民党曾万钟、李家钰、赵寿山、朱怀冰等将领。

　　会议由彭德怀主持，彭德怀沿袭他一贯坦率的性格，说道：“抗战八个月来，坦率来说，我们友军战略战术上是有问题的，先期是僵硬地执行阵地战，摆出一副挨打的阵势；现在采取的运动战，一与敌接触就跑，甚至闻风而跑。”

　　第九十四师师长朱怀冰听了很不服气，说道：“要说游击战，我们承认贵军比我们行。但要说阵地战，恐怕，哈哈哈。”

　　彭德怀不怕其讥笑，说道：“我国原无巩固要塞，多半是野战筑城。我们一般的防御在保持战略战役上的重点，以及经济政治中心和交通枢纽。在防御的配备上，应该是纵深的、据点式的、不整齐的、极隐蔽的和独立自主的。配备机关枪与炮火，取分散隐蔽火力为原则。工事的本身，应避免线式的，因为线式的工事目标大、火力不易交叉；防御多，不易巩固。工事的构筑，应采用圆周形或马蹄形，以班排为单位，火力能相互交叉，又互相支援，各个工事的本身又能独立。纵深要大，正面要小，这样配备，既可节约兵力，减少牺牲，且不易被敌人突破。且因我正面窄小，易引起敌人向我侧翼包围，容易暴露敌人侧翼。又我因工事是圆周形，敌即包抄到侧背，亦能与正面一样发挥防御作用。我守兵并不必因而恐慌。在此前提下，自己控制强大突击队于自己纵深侧翼外之适当地点，待敌向我包围，暴露敌侧翼时，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给以猛烈的突击。工事纵深内控制的预备队，采取适时的配合，施行反突击，常常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也只有这样的防御，才能完成防御本身的任务。”

　　朱怀冰听了，冷笑道：“纸上谈兵，谁不会。贵军有阵地战经验吗？”说到这，朱怀冰站起来一抱拳，说道：“抱歉，抱歉，在广昌，贵军确实打过阵地战，不过输给了国军强大的炮火。那个时候，贵军为何不采纳彭副总指挥的战术？”

　　广昌之战，正是彭德怀心中之痛，正要答时，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赶紧灭火，问道：“运动战方面，彭副总指挥有何高见？”

　　彭德怀答道：“运动战，关键就在运动，掩蔽集结，大胆穿插。在使用兵力，主力应用于突击方面，而不应以多数或半数兵力作用于防御与钳制方面。在防御时，主力应控制为预备队，待机出击；在进攻时，主力应用在突击方面，不必多留预备队，以求一举歼灭敌人。以大步前进的战术原则，深入敌人后方，攻敌要害，调动敌人，在敌人后方左冲右突，破坏敌人的作战计划，争取主动。”

　　赵寿山说道：“在敌空中有侦察机监视之下，大军在运动中，要做到隐蔽是很困难的。如何做到掩蔽出击？”

　　彭德怀说道：“因此运动战要料敌于先，制敌于险。简单地说，假若敌我都是四百人作战，这是相等的兵力。在日军火力、单兵素质都强于我的情况下，敢不敢打呢？我们应该选择有利地形，采取进攻的战术，以小部向敌积极进攻，吸引敌人主力应战；我以少数兵力钳制敌人的主力，以自己的主力采取迅速、坚决、勇猛的手段，从敌侧后突击，首先消灭敌一部。假如首先消灭了敌之部一百人，敌已由均势而变为劣势；我再以同样手段削弱和最后解决敌人。如此，虽是相等兵力作战，我仍维持战术上的优势。即使只能消灭敌之小部，积少成多，也能给敌以重创。”说着，彭德怀伸出五指、双手，说道：“我们使用兵力，要像五指一样伸缩自如；各部配合要像双手一样，左右互搏，让敌难以招架。只要我们每支军队，每位战士英勇抗敌，只要我们发动起民众抗敌，华北一万万人每一个人都是一颗炸弹，敌人吞下去后会自己炸死的。”

　　随后，朱德总结了抗战八个月来的战果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当前敌我形势，介绍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讲解了坚持持久战开展游击战、运动战的必要性。他指出：在第一期抗战中，友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抗日的民主政治，没有发动和依靠群众，没有搞好军民关系。他劝告友军将领要注意改善官兵关系，培训政工人员，要在部队中组织短小精悍、政治坚强的指挥机构。这样，才能真正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针对国民政府、国民党军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思想倾向，朱德严肃指出：“在战略上，我们打的是持久战，速胜论和亡国论都是极端错误的，只有动员广大军民长期消耗敌人的战斗力量和战争补给，才能取得胜利；在战术上，我们要打速决战。因为我们在军事上比敌人弱，我们要避免阵地战，而要混合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

　　有国民党将领问道：“听说八路军有活抓日军，贵军俘虏政策是什么？”

　　朱德答道：“总结起来就六个字，‘不杀、优待、放归’。”

　　该将领说道：“日军法西斯思想顽固，难以教化，应将之关入监狱。”

　　朱德强调道：“我们要优待俘虏，这不仅出于维护国际公约，出于人道主义，也是瓦解日军战斗意志的良方。我们是正义之师，决不可像日军一样残暴无道，丧尽天良。中日战争，考验的不仅是双方的战斗力，还考验着我们的国格、人格。我们绝不可在国格、人格上输给对方。”

　　八路军参谋长左权会上还专门详细介绍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国民党将领半信半疑，于是，朱德向他们发出了观摩的邀请。

　　指挥这次伏击战的正是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

　　徐向前，山西五台山人，阎锡山同乡。对于这位老乡，阎锡山曾一再感叹道：“我们山西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文有薄一波，武有徐向前，如果这两个人都为我所用，我就可以统治全中国，可惜他们都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

　　更为重要的是，徐向前乃黄埔一期生。

　　所以，一听说是徐向前指挥这次作战，第二战区的国民党将领不敢不服。

　　在经过长生口、神头岭两次伏击后，日军加强了邯长公路交通线的保护，将公路两侧一百米距离内的树木、庄稼全部砍光割光，除了在黎城驻军一千人，在涉县驻军四百人，在武安驻军一千五百人外，还在椿树岭、东阳关增设了据点，派驻了中队级别的守备分队。

　　徐向前决定在从黎城至涉县之间的公路上选点设伏，这段约一百华里的公路沿线有东阳关、王后岭、上下弯、响堂铺、河头村、椿树岭、河南店等诸点。徐向前带着陈赓、陈锡联、徐深吉等一路察看地形，一致认为响堂铺是个理想的伏击地点。

　　响堂铺位于河北涉县神头乡，晋冀两省交界处，往西就是黎城县的东阳关。村南是海拔一千四百多米的高山峻岭，山崖陡峭，难以攀登。村北虽然也是海拔一千二百多米的山地，但山势相对平缓，地形起伏，还有不少谷口。两侧山地之间是一条长约三十华里的山谷，邯长公路就从这片山谷中通过。公路南侧山地是天然屏障，北侧山地可以隐蔽伏击部队，众多的谷口又便于出击，只要卡住东西两头，伏兵从路北杀出，谷底公路上的日军就成瓮中之鳖。

　　徐向前决定以陈锡联七六九团和徐深吉七七一团为伏击部队，除以小部队埋伏在路南山地脚下，阻止日军向路南逃窜，主力埋伏在公路以北后宽漳到杨家山一线。考虑到黎城日军兵力较大，而且东阳关又有日军据点，一旦伏击战打响，必然是日军主要的增援方向，所以将叶成焕七七二团主力集结于马家拐，负责阻击由黎城、东阳关出援之敌，并派出小部队分别向东阳关和苏家峧担任警戒。虽然涉县距响堂铺更近，但日军兵力较少，即使出动增援，援军也不会太强，所以由七六九团派出四个连在椿树岭、河南店之间，阻击由涉县来援之敌，另外再派一个连进至杨家山东北的王堡，保障该团侧后安全。

　　徐向前向国民党将领讲完作战计划后，没有一人喝彩。在国民党将领看来，无论是负责伏击的还是负责阻援的，都嫌兵力太少，以这点兵力只能过家家，闹着玩的。再者，狡猾的日军会轻易进入伏击圈吗？

　　三月二十六日，邓小平率一二九师师部从韩壁出发，经西营、下良，进驻佛堂沟。不久接到确切情报，日军将在三月三十一日要从邯长公路运输大批辎重，徐向前立即决定三十一日在响堂铺设伏，打掉日军这支运输队。

　　三月三十一日凌晨一时，各部队全部进入预定阵地，隐蔽待机。

　　正在山上观摩的将领举着望远镜看着，不见伏兵，只见路上三三两两的汽车通过。虽已进入春天，但春雪初溶，天气寒冷，潮湿的地面结着一层薄冰。

　　始终不见汽车大队的影子，不仅观摩将领们烦躁，参战部队也焦急不已。

　　“情报准确吗？”曾万钟问道。

　　朱德没有回答，而是沉稳地观察着。

　　原来，朱德观察的不是路上，而是潜伏在路旁的八路军战士及战斗指挥所，从指挥员的神色、举动来看，敌人已经进入伏击圈了。

　　在前敌指挥所，突然响起电话声，徐向前拿起电话一听，是陈赓打来的：“报告徐副师长，据第七七三团报告，东阳关之敌二百余人进至马家峪；长宁东南高地有敌骑兵，向我侧后运动。据此判断，敌人可能发现了我设伏行动，企图从右翼侧击，截断我后路。是不是把主力撤回到庙上村、鸭儿山去截击敌人?”

　　徐向前处于两难的选择之中。徐向前反复分析得出：如果是敌人发现了我设伏行动而将计就计，包抄后路，那是很危险的，这就必须马上撤出伏击阵地，放弃这次战斗另作他图；如果不是这样，敌人的行动是另有其他目的，或者只是一种巧合，那么我方急于撤出伏击阵地，就要失去一次有利的战机，失掉一次胜利的机会，那可就成了没打仗的败仗了。

　　这个时候，朱德清晰地看到徐向前接了电话后的凝重表情，指挥所周围的同志也像石雕一样矗立不动，空气似乎都凝结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定是出现了敌情变化。

　　兵法云：“料敌计险，必察远近，将之道也。”

　　徐向前一边拿着电话，一边看着地图，一看地图，眼界突然就宽广了，而不是聚焦在眼前狭小的范围内。徐向前认真研究着地图，最后果断地得出结论：此情报不可靠。如果敌人真的发现了我在此地组织伏击行动，绝不会只派这么一点兵力前来打草惊蛇或自投罗网，肯定会以大部队来围攻。所以，敌人很可能是另有他图。徐向前立即拿起电话指示陈赓：“没有我的命令，原计划不得变更，部队不能动，要严密埋伏，不得暴露。情况先不要向下传。”

　　徐向前又派出参谋人员亲自到东阳关和苏家蛟方向去探听虚实。并反复叮嘱他们，一定要把情况搞确实，快去快回。

　　下达了命令以后，徐向前又对参谋人员讲：“你们应该注意，在敌情没有完全搞清楚之前，不要向邓政委报告。我们在前面，不要向邓政委报告不明白、不确实的情况，给邓政委出难题。”

　　时间一点一滴走着，从天蒙蒙亮一直等到日出三竿。

　　观摩团的国民党将领已经不看了，他们坐在冰冷石块上，有些在抽烟，有些在摸着怀表，而朱德、邓小平始终在观察着。

　　朱怀冰终于忍耐不住，就冲邓小平发火道：“搞什么搞，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连一个报告都没有。”

　　邓小平答道：“徐副师长一向以沉着果断著称，不用担心。”

　　大约两个小时，侦察参谋终于返回指挥部。警戒分队把情况真正搞清楚了，原来所看到的“敌骑兵”实际上是几头驮着重物的驴子，由老百姓赶着向北去了。

　　“敌来了！”一直在观察的朱德突然小声说道。观摩团们左看右看，始终看不出影子。朱德指着空中飞鸟，说道：“那就是信号。”

　　原来日军一路走一路总是不时地朝山林开枪、扫射，惊鸟飞起。

　　八时许，由森本浩少佐率领的第四兵站汽车队本部和两个汽车中队，总共四百人(其中军官十七人)，汽车一百六十九辆，从东阳关沿公路向东开来。是时，徐深吉第七七一团的伏击位置在西，陈锡联第七六九团在东。考虑到七六九团抽出五个连负责对涉县的警戒任务，兵力相对不如七七一团，所以徐向前把一百八十辆汽车中的后一百辆交给七七一团，前八十辆交给七六九团。当日军汽车队全部进入伏击圈，而且前八十辆进入七六九团的伏击地点后，徐向前发出了攻击命令。此次伏击的是一二九师的两个主力团，装备有轻重机枪还有迫击炮，所以当攻击命令一下，迫击炮和轻重机枪就立即开火，再加上密集的手榴弹，几乎在一瞬间，就将在谷底的日军车队完全笼罩在猛烈的爆炸火光和尘烟之中。毫无防备的日军突然遭受猛烈打击，死伤惨重，还没缓过神，八路军冲锋号已经吹响。在几十把军号一齐吹响下，八路军的伏击部队从北山发起了全面冲锋，用刺刀、大刀、红缨枪和日军展开白刃肉搏，日军一部分在八路军的猛攻下向南山败退，又遭到南山脚下八路军的迎头痛击。不到两小时，除了少数人钻隙逃入南山外，大都被歼。

　　战斗至此，令观摩团惊奇的一幕发生了。

　　周围百姓在游击队、地方干部组织率领下，赶来了大车和骡马，战斗一结束，他们便迅速将车上物资搬运一空。

　　由于八路军没有会驾驶汽车的，只好按照战前教育的方法，把汽车全部烧毁。等到下午日军出动飞机前来时，这里只剩下遍地的日军尸体和汽车残骸——能拆卸的铁件也都被拆卸搬走了。

　　响堂铺的伏击打响后，驻守在黎城和东阳关的日军立即前来增援，但援军在马家拐遭到了七七二团的阻击，被击退。败退的日军回去后又会合从黎城出动的第二批援军，再次驰援响堂铺的运输队。结果在七七二团的顽强阻击下，又被击退。另外，涉县的日军也出动约二百人分乘六辆汽车驰援，在椿树岭遭到七六九团的阻击部队，同样被击退。两路阻援部队的奋战，确保了响堂铺伏击战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