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宁汉分流始，张发奎与蒋介石根本尿不到一个壶里。

　　但一听说打日本人，蒋介石发现所有人都可以跟他尿同一个壶里，包括宿敌张发奎。

　　这或许是让日本人最愤怒，也最绝望的地方。

　　淞沪抗战爆发之后，蒋介石立即让张发奎出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此授命仅比张治中出任第九集团总司令晚一天。第八集团军以李松山、阮肇昌、刘尚志及张銮基的独立旅编为第八集团军，刘建绪的第十集团军也归入右翼军序列。右翼防区，既有租界作为缓冲的地带，同时又有黄浦江的阻挡，中日双方都没有把它作为战场。

　　无事可干的张发奎总不能在旁看热闹吧，于是，就将集团军仅有的六门山炮用起来，轰击黄浦江出没的日军舰船，被媒体吹捧为“炮神”。

　　左翼方面战越打越大，无战可打的右翼军——第八、十集团军，不断向左翼输血，以致右翼兵力空虚。

　　左翼太激烈，右翼太安静了，安静得让张发奎感到害怕。他常思如敌人在左翼军正面突破企图不能成功时，他们可能采取侧面的迂回行动，因此，右侧的金山方面是一个最可注意的地区。此时他有一个直觉灵感和历史的回忆，就是戚继光于闽浙荡寇时代，日军曾在金山登陆而扰乱浙境，如果敌人以历史作依据，这段历史实有重演的可能。同时，在战术上判断，那里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那里海岸有四十呎以上的水位深度，又有利于登陆运动的沙滩及可作为滩头阵地的据点。

　　虽然早在十月二十二日，顾祝同就将所获的情报报告何应钦，“闻敌将有三个师团来沪增援，其先头部队有日可抵沪。”

　　得此情报后，南京统帅部立即对此情报进行分析，认为日军已经在上海用兵十一个师团——中国方面发现日军第一、第三、第六、第八、第十一、第十六、第一零二、第一零六、第一零七、第一一四、第一一六等师团的番号。而且，统帅部官员认为金山卫海水滩浅涂深，海岸纵深又多是水网地带，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因此判断日军在此登陆的可能性不大。

　　到了十一月一日，蒋介石下达命令：撤销第三战区中央作战军，总司令朱绍良调往西北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将上海战场的中国军队划分为左、右两作战军，分别由陈诚和张发奎指挥。

　　中央作战军所遗指挥作战任务，由张发奎接任。如此一来，右翼突然就成为交战主战场，不得不将杭州方面的军队调往浦东作战。

　　十一月二日，即在九国公约国开会前一天，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应日本的要求致电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告知了日本提出和谈条件。

　　与此同时，上海日军以史无前例的攻势向苏州河以南推进。

　　所有迹象似乎都在表明，日军实在无在杭州湾登陆之必要。

　　湘军第二十八军六十二师原本在金山卫设防，十一月四日，六十二师奉命增援沪松主战场，主力部队调往川沙、闵行战场，留守一个连在金山卫准备换防。接防的是驻守海盐、海宁沿海各要点的第二十八军六十三师。左等右等，结果只等来了炮兵连的一个辎重排，四门山炮，几十号人。

　　原先持“不扩大主义”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被调离，接任的下村定就提出了在杭州湾组织大规模登陆奇袭中国军队侧方后的大胆计划。

　　十月四日，参谋本部决定从华北抽调兵力驰援上海，计划以谷寿夫的第六师团、牛岛贞雄的第十八师团、末松茂治的第一一四师团为主力编成第十军，司令官为柳川平助。此外，还从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调出步兵第九旅团作为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为国崎登，亦称“国崎支队”），加入第十军。

　　两天后，参谋长总长载仁亲王又以骇人听闻的口气，向天皇上奏：“如果在上海完全被我方控制之前北方有变，将发生令人极为忧虑之结果。因此，目前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是迅速结束上海战局。”

　　天皇掰着手指头算了一下，已经三个月了，不满之情毕露。

　　载仁以极大耐心说道：“此次出兵，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彰显我皇军天威，故而驰援的兵团将不隶属上海派遣军，而作为另一支独立的军来调用，名义上直属天皇陛下。”

　　裕仁天皇十分威严地点了点头。

　　十月十三日，参谋本部下令进行第十一次动员，动员部队第十军的保密番号为七号军司令部，亦称“丁集团”。

　　就在中国军人以为杭州湾滩浅涂深之时，日本人间谍却做足了功夫。

　　早在八月中下旬，日军就开始侦察搜集柘林至金山卫一带海洋与陆地的地理资料，复测地图。此后，参谋本部指示上海派遣军和海军加大对杭州湾的侦察。日军侦察机开始新一轮侦察照相，日军军舰则调查奉贤、金山、平湖一带海岸地形与水文。日军间谍更是通过深入沿海民间的访问，发现了杭州湾潮汐规律：杭州湾海域，潮流同时受北岸贴岸流和金山深槽潮流控制，农历初三天文大潮的日子，凌晨二时后的高潮，正是登陆的好时机。

　　十一月五日，正是农历十月初三。

　　十一月五日凌晨，天黑风高，日军第十八师团从金山卫以东金山嘴、漕泾一带，第六师团（配属国崎支队）从金山卫以西金丝娘桥、全公亭一带同时登陆。

　　平湖独山港镇九岁的全文金目睹了陆军在杭州湾登陆的场景。

　　这一天，九岁的全文金和往日一样，跟着父亲一起去海边。此时，海边滩涂上插着一排网，等潮水来了，很多鱼虾会被冲上来，潮水一退，这些鱼虾就被兜在网里了，很多渔民都会在早上潮水退的时候去收网。

　　这天的雾特别大，四周白茫茫一片，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滩涂上。这时，海岸线上，出现了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情景。

　　滩涂上乌压压的一片，仔细一看，是人，再往远处看，海面上密密麻麻地停泊着巨大的舰船，那模样就像海上突然矗立起一座座楼房——海市蜃楼。

　　“不好，日本人来了！”一位渔民小声喊了一句，大家就迅速往回跑。枪声响了，跑得慢的渔民，被当场打死了。

　　天亮了，日军毫不费力就占据了登陆滩头阵地。

　　司令官柳川平助，曾任驻台湾军司令官，以擅长迂回战术而闻名，此时站在战舰上，目视着陆地，像诗人一般说道：“山川草木皆为敌人！”

　　上岸后的日军做了一件惨绝人寰之事，将中国百姓一千六百余人手臂都砍了，命其在海边像木头桩子似的站着。

　　听闻日军杭州湾登陆时，蒋介石惊诧不已，后悔地说道：“调金山乍浦大部移防浦东，乃使敌军乘虚而入，乃最大之失败也！”

　　蒋介石急忙打电话给陈诚，问道：“日军杭州湾登陆，如何处置？”

　　陈诚答道：“急宜缩短阵线，苏州河部队应速转进武进一带之国防线中。”

　　蒋介石沉默片刻，说道：“此国联大会召开期间，撤退非为办法。四调部队，稳住战线。如我军能站稳现有阵地，三日后当无危险矣！”

　　蒋介石为何说三日后当无危险？原来，有传言说，德国领袖希特勒愿意亲自出面调停中日之战。

　　陈诚放下电话后，极为不满，便向罗卓英吐苦水，说道：“战争既启，应以战略为主，不能因政略而掣肘战略，因为战略失败，最初有利之政略，将随之受到影响。”

　　罗卓英则说道：“克劳塞维茨曾说过，‘战争不过是政治关系的一种混合其他手段的延续’。军事战略应配合政策而运行，并非战争一启，便置政略于一旁，按战略自身之逻辑行事。”

　　陈诚打断道：“可是，这将关系到几十万将士性命，岂可不慎？”

　　罗卓英说道：“别忘了，委员长首先是国家领袖，其次才是国军总司令。”

　　获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在上海市内徐家汇指挥作战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及副总司令黄琪翔急调第六十二师、独立第四十五旅及新到枫泾的第七十八师前往阻击。

　　在各部队尚未到达之前，当夜日军第十八师团已进至亭林镇、松隐镇之线，第五师团国崎支队已进至金山县城，主力正向沪杭铁路方向前进中。

　　金山县城再往北就是松江城。

　　张发奎当即命令吴克仁率六十七军协同四十三军郭汝栋部及松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与死守松江三日，以掩护上海守军撤退。

　　川军第四十三军仅辖第二十六师，军长郭汝栋乃郭汝瑰之堂兄。郭汝栋因喉疾辞军长职，由刘雨卿接掌第二十六师。第二十六师大场一战后，仅剩五六百人。刘雨卿就带着这五六百人来守松江城。

　　第六十七军是东北军，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对东北军耿耿于怀，因此第六十七军就像没爹娘的孩子，被赶来赶去。先是开赴沧州，接替自平津南撤的二十九军正面阵地。第六战区败退河北之后，第六十七军辗转经献县到达邯郸，拨归商震指挥，担任防守临名关的任务，遭土肥原师团打击，被迫南撤，到达新乡休整。吴克仁对河北前线各军将领保存实力、怠于作战，致被日军各个击破，非常痛心，前往南京向蒋介石陈述，要求调离北战场。这时上海战局吃紧，蒋正苦于无兵可调，遂将该军迅速运至安亭，作为右翼的总预备队，驻军青浦。

　　相对于川军，东北军军容严整，装备齐全，更为重要的是，第六十七军中内藏着战斗因子——共产党干部。

　　能否为蒋介石赢得三天时间，就看第六十七军了！

　　十一月六日傍晚，吴克仁率六十七军赶到松江。吴克仁了解敌情后，即命令一零八师师长张文清率部防堵城西之敌，一零七师师长金奎壁出新东门迎击北犯之敌。金师出击后，与日军谷寿夫师团先头部队遭遇，经激战，敌被迫后撤。此遭遇战，该师三一九旅旅长吴骞负重伤，三二一旅旅长朱之荣光荣牺牲，团、营长亦伤亡多人。

　　十一月七日，鉴于日军主力已进至黄浦江南岸，黄琪翔决定将黄浦江南岸的部队全部转进至北岸，并急令第一零八师阻击渡江的日军。

　　下午，谷寿夫师团大部队开到，将金师击溃。张文清率一零八师开出城外，日军国崎支队即已接近松江城垣，乃令三二二旅旅长刘启文率部占领松江城至石湖荡之线。

　　当天，为了统一指挥上海战场的日军，日军参谋本部下达命令，编组华中方面军，以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统一指挥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作战，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则由日本皇族陆军少将香鸠彦担任。

　　十一月八日，日第十军主力在得胜港、米市渡等处开始渡过黄浦江，其后续部队第一一四师团及军直属部队亦开始登陆向金山集中；“上海派遣军”为支援第十军作战，亦分别向当面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

　　中午，第一零八师三二二旅在三十号桥附近与日军遭遇，旅长刘启文力战阵亡。日军遂突进到松江城西关大桥附近，与夏树勋三二四旅展开激战。

　　下午，战况愈趋激烈，夏旅伤亡惨重。吴克仁以战况紧急，乃亲自出松江城督战。

　　到黄昏，苏州河中国军队依然没有接到撤退命令。

　　白崇禧、何应钦一同向蒋介石劝谏。何应钦恳切地说道：“局势已经危急到不可不撤退之刻！”

　　白崇禧在旁说道：“再不撤退，恐有全军覆没之危险！”

　　面对着白、何二人逼迫，蒋介石方才下令撤退。

　　谁都猜不出蒋介石在想什么。

　　当晚，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坚守三天的荒唐理由：“苏州河南岸以兵力用尽，不能不命令撤退，但并非为金山卫登陆之敌所牵动耳。惟藉此战略关系，使敌知我非力尽而退，不敢穷追与再攻，是于将来之战局有利，然而九国公约会议之影响必甚大也。”

　　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于当夜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命所有部队撤出上海战斗，分两路退向南京、苏（州）嘉（兴）线以西地区。

　　但是，一切都为时太晚了。

　　八日夜，日军凭借强大火力从东、南、西三面突入松江城，第六十七军几乎全军覆没，日军遂占松江。随即日军兵分两路，一部沿太湖东岸，经浙江、安徽直趋南京，主力则指向枫泾镇、嘉兴、平望。

　　九日，日军切断沪杭铁路及公路。与此同时，日第十六师团在中岛今朝吾指挥下在太仓境内的白茆口登陆成功，前锋直指京沪铁路和公路，形成合拢之势。苏州河北岸的日军六个师团强渡苏州河后，迅速向两路登陆日军靠拢，淞沪地区中国七十万大军顿陷危险境地。

　　这天黄昏，吴克仁率残部撤退时，在白鹤港遭到日军便衣队袭击，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成为中国军队在淞沪牺牲的最高军官。

　　由于撤退的时机过晚，且命令下达的手段又极落后，命令到达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手中时已是九日。张发奎接到命令时，部队已陷于极端紊乱状态，各级司令部亦已很难掌握其部队了。有的部队并未接到撤退命令，只是看到友军撤退因而也随之撤退。命令规定的逐次掩护、占领阵地，根本未遵守，形成各自溃退的局面。

　　在日机轰炸下，在日军追击下，中国军队数十万人马再不能做到有序撤退，撤退变成大溃退。以至于损失达整个淞沪会战之三分之一。

　　蒋介石事后不得不承认其决策失误，“去年最大之失着，为美总统发表芝加哥宣言，召集九国会议时，不即退兵于苏嘉阵地，而于筋疲力尽时，反再增兵坚持，竟使以后一败涂地，无可收拾。若于此时自动撤退，则敌必至原有驻兵区域嘉昆为止，且可在九国会议上言和也。”

　　十一日，日军进至苏州河岸，南市及浦东我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再无中国军队。

　　当日，上海市长俞鸿钧发表告市民书，沉痛宣告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沦陷。

　　十一月十二日，日军占领上海。

　　翌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上海同胞书声明：“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烬灭，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对于上海惨烈的三个月战事，中国并未获得自己所期待的来自所谓文明世界的援助——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援助。

　　此时，英国害怕得要命，怕得罪日本而损害其在华利益，甚至害怕日本损害英国在东南亚、在印度的利益。著名记者尤脱莱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一直非常恐怕触怒日本的感情，它和以前一样渴望在日本胜利时能得到它们的好感。”而此时的美国，亦源源不断地供给日本武器及战时物资，日本轰炸中国的飞机和炮弹、炸弹的钢铁，都从美国输入。

　　宋美龄因而质问道：“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国家会在乎，我们似乎回到了野蛮时代，西方的沉默是文明的胜利，还是所谓西方的高尚道德的丧钟呢？”

　　与政客、商人重利轻义不同，人间自有真情在。

　　饶家驹，生于法国洛林地区。父亲是著名工程师，母亲为美国籍。民国二年，饶神父即来华传教，与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卢沟桥事变”、平津失守、淞沪紧张之际，饶家驹就已经敏锐地预感到中日在上海的交锋已不可避免。作为上海华洋义赈会的会长，他与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谋生出建立一个统筹救济事宜的国际组织的念头。“八·一三”事变的当天，由上海大部分慈善组织的代表及部分国家的驻华领事等人组合而成的上海国际救济会正式成立，饶家驹在其中担任常务委员及救济组副主任。

　　淞沪会战爆发之后，日军轰炸烧杀所造成的难民潮从未止息，大批外地的战争难民也涌入上海，其中既包括江苏、浙江等上海周边地区的民众，也有国际难民如来自德国或欧洲其他地区的犹太难民等。

　　饶家驹以“上海国际会”的名义，起草了英文协议。然后，饶家驹向日本政府和军队交涉，要求勿对难民区进行攻击。日本为顾虑国际影响，给予肯定的答复。

　　十一月九日，即在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南市难民区建立的第一天，饶家驹在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官员的陪同下对难民区进行视察。这一天城隍庙、豫园、小世界及区内的各学校、教堂都被辟为收容所，当天就已收容难民二万余名——这些失去父母、亲人的孩子，终于有一碗粥喝，有一个地方睡，而不是在废墟哭泣。此后随着难民的陆续增加，最多时南市难民区内约有一百三十个收容所，区内难民数超过十万。

　　除了筹建难民区，除了筹集资金，饶神父每天要做的事就是必须去难民区走走，让难民们看到他的存在。

　　因为，战争已经使受难的人们失去信心、失去信仰，唯有看到饶神父，他们才相信明天，才相信神的存在。

　　在上海沦陷前三天，山西太原也沦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