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被称为表里山河。

　　春秋时期，晋国和楚国在山东境内展开著名的城濮之战。楚国的军队正在嶲地背后驻扎，晋文公担心他们会来偷袭晋国，狐偃劝谏道：“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晋文公遂出战。

　　这里的表里山河指的是，外有山，内有河，即：西边，是自北而南劈开黄土高原的晋陕大峡谷，黄河从蒙古高原奔泛而下，一泻千里；它的东部边界，是雄峻的八百里太行山脉，成为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分界线。

　　山西这个地方，除了春秋五霸晋文公之外，唐高宗李渊就是从山西发迹，从而建立大唐王朝。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帝武则天也出生于山西。

　　在毛泽东看来，山西是华北之战略枢纽。

　　早在一九三六年初，红军就东征山西。正是因为地理位置如此重要，国民党是轻易不会让共产党部队进入山西的。

　　七七事变之后，毛泽东想将红军开往绥远，这是张学良西安事变前建议的一条道。张家口失陷之后，日军有进入山西之势，这个时候阎锡山着急，致电中共中央，邀请改编后的八路军进入山西作战。

　　接到阎锡山的邀请电那一刻，毛泽东整个人都不动了。身旁的张闻天问道：“泽东同志，怎么了？”毛泽东以无比凝重的口气答道：“阎锡山邀请我们入晋作战！”

　　八月二十五日，根据国共和谈的结果，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一二零师，师长贺龙；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全军四万五千人。

　　这是一支规模很小的军队，但无论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眼里，还是在日本帝国军人眼里，无论是气狭的蒋介石还是高傲的日本人，他们从来就未曾轻视过这支规模很小的队伍。

　　早在一九三六年，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提供给日本政府的一份秘密报告中，尖锐指出：

　　实力派——帝国可以欣愉者，乃中国官吏普遍的慑于恐日病而不敢稍行违抗帝国也。中国实力派大都采个人或小集团的繁荣主义，缺乏为国为民的观念，因此形成独霸一方独裁私兵状况。国家之存亡，民众之疾苦，彼等从不负任何责任。彼等政治欲物质欲非常旺盛，故彼等除维持现状以解决其欲望外，殊不愿粉碎其势力也。真能爱国为民者为数极少，大都为顾己而不顾人之辈。彼等因欲望极高，故志气多趋于薄弱，而不堪利诱与威胁。

　　一般官民—中国人之特性，爱国不过五分钟，甚且有不知国家为何物者。大部官民率多利令智昏，顾家忘国，甚至甘心祸国，其目的只求一身一官集团之欲望解决，他若国事民生，则一概不顾。虽一少部分尚能顾全大体，图谋向上，均属于被压迫的下层，无米难炊，以致英雄无用武之地。此后帝国应采任用权贵分子，而镇压有气节的忠干分子。

　　共产军之主力，现虽返还陕北，然有袭入察绥向满洲联苏抗日之危虞，此帝国不可忽视者也。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浸澈民心。以中国无大资本阶级，仅有小的农工阶级，即被煽惑，竟由江西老巢绕华南华中华西趋华北，转战数万里备历艰辛，物质上感受非常压迫，精神反极度旺盛。此次侵入山西，获得相当之物质，实力又行加强。彼等善能利用时势，抓着华人心理，鼓吹抗日，故其将来实力不容忽视。

　　中国大部青年，鉴于国内政治之腐化、军事经济之乏更生希望、政府无抗日决心、退让无止境之主义， 于彻底抗日之共同目标下,在抗日图存收复失地号召下，纷纷加入共党，甘为共产军之前锋，潜伏于华北积极活动。并与在满红军，取得联络，将来之扩大充实，亦为帝国之大敌。

　　以共产军之实质言，实为皇军之大敌。世界各国军旅，无不需要大批薪饷、大批物质之分配与补充。换言之无钱则有动摇之虞，无物质更有不堪设想之危。共产军则不然，彼等能以简单之生活，腐败的武器， 不充足之弹药，用共产政策，游击战术，乏手段，适切的宣传，机敏的组织，思想的训练，获得被压迫者的同情，实施大团结共干硬干的精神，再接再厉的努力，较在满的红军尤为精锐。此等军队，适应穷乏地方及时零时整之耐久游击，耐久战术行军，则其适于将来不能连战速决物质缺乏之大战，极为显著。故皇军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应严防其思想之宣传，及不时游击与出没无定、扰攘后方之行军。

　　当然，松室孝良也不忘对蒋介石评价一句：“蒋介石对华北向持放任态度，事实等于放弃。”

　　松室孝良虽眼光毒辣，但是，他漏掉了真正主宰中国国运的人——毛泽东，这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真正悲哀！

　　虽然日本人早有预料，但令日本人永远想象不到的是，就是八路军区区一个军，后来竟然牵制住了日本在华关内一半兵力，并且使日军陷入无穷无尽、痛苦不堪的人民战争泥潭之中。

　　第一一五师，主要由中央红军、红十五军团和陕南红七十四师组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下辖二旅一独立团。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参谋长陈士榘，辖：第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副团长邓华；第六八六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参谋长卢绍武，辖：第六八七团，团长张绍东、副团长田守尧；第六八八团，团长陈锦秀、副团长韩先楚。此外，由于编制所限，该师还另辖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全师一万五千人。

　　八月三十日，一一五师到达韩城县芝川镇，从禹门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

　　九月五日，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程子华同抵太原，住进了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和彭雪枫他们住在一起。

　　原来早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即东征红军返回陕北之后，毛泽东致信阎锡山，向其提出联合“抗日反蒋”主张，并派出红军将领彭雪枫赴太原与阎锡山秘密洽谈。

　　彭雪枫到太原后，由专门从事统战工作的南汉宸陪同与阎锡山会晤，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阎锡山看信后，深虑日本人和蒋介石对他构成的威胁，决计联共“守土抗战”。阎锡山当即指定其外甥、政训处主任梁化之为全权代表与彭雪枫磋商有关事宜。为避开蒋介石与日本人的耳目，阎锡山采取了极为保密措施，令梁化之与彭雪枫单线联系。后经双方商定：红军在太原建立秘密机构；彭雪枫与中共中央的通讯联络交通由阎方签发护照，保证安全；空中联络在建立电台前，先使用阎方电台。联络站办公地址确定在首义门内基督教青年会后院六号。联络站安全问题由梁化之向太原市公安局打招呼。但彭雪枫还是使用化名涂秀根，中共在太原的秘密联络工作便从此开始。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旬，刚刚出狱的山西籍共产党员薄一波一行五人到达太原会见阎锡山。

　　此时，日本在华北推行分治运动，阎锡山看到降日、迎蒋都会危及他的存在，抗日拒蒋又没有力量，不得不另外寻找新的暂时的同盟者。阎锡山对亲信说：“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即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基于上述考虑，阎锡山构思了一个新策略：采用共产党的某些进步措施，但在提法上换成山西语言；任用一些坚决抗战而又有号召力的、有共产党身份的抗日进步分子，推动山西的救亡工作；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打着山西的旗号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阎锡山的想法与当年冯玉祥如出一辙，将来要驱走共产党人，办法也简单——暴力或和平清共。

　　薄一波到太原第二天，阎锡山就与之见面。会谈在省政府东花园赵戴文的参议室秘密进行，仅四人参加，即阎方有阎本人、赵戴文、梁化之。赵戴文是阎锡山的军师、宰相，又是薄一波的老师；梁化之是阎锡山的外甥、心腹，也是薄一波高小时的同学。

　　四人用一口地道的山西话交谈。

　　薄一波开门见山地说道：“我愿意在阎主任领导下工作，是做工作，不是做‘清客’。按咱们家乡的话说，‘先小人，后君子’，把丑话说在前面。有几点情况我想需要说清楚，然后好共事。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可以说是定型了，说话行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第二，我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对抗日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要给予方便，对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其中会有不少是共产党人。”

　　阎锡山听了，以他一贯的圆滑处世之道说道“好好”，又转向赵戴文，问道：“赵先生认为呢？”

　　赵戴文对薄一波说道：“一波，道理全都你占了，我也提一条：在山西省政府、军队里，你不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

　　薄一波当即答道：“这点你们可以放心，我们保证不发展。不仅是我个人，而且组织上也是如此决定的。”

　　此次会谈，阎锡山话非常少，这让人感觉，他非常不满意。但会谈之后，阎锡山提笔写了一个“人”字。梁化之不解，问何意？阎锡山叹道：“我们山西就需要薄一波这样的人才啊！”

　　阎锡山治理山西，有两句名言：为政当从人心上入手；国民教育为人群之生命。

　　随后，阎锡山出人意料地将“洗心”的牺盟会交给薄一波去领导。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原拟名为“抗日救国同盟会”，但阎锡山认为“抗日救国”是共产党的口号，怕刺激日本人和国民党政府当局；同时，他还觉得这个口号表现不出自己的特色。当年阎锡山在同盟会之下，与李烈钧等人组成了丈夫铁血团。阎锡山喜欢这类突出富有牺牲精神的名称，因此主张改为“牺牲救国同盟会”。

　　薄一波开始工作后，征得阎同意，对牺盟会进行了改组，成立了新的工作班子。改组后的牺盟会，七名常委中，有六名是共产党员，二十二名执委中，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亦占八成以上。阎锡山挂名会长，梁化之挂名总干事。薄一波担任负责人，实际主持工作。

　　牺盟会改组后，薄一波充分利用这一公开的组织形式，通过举办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各种组织，使全省牺盟会员发展到七八十万人。又通过训练和派遣特派员到各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山西全省一百零五个县中，就有七十个县的县长由牺盟会特派员担任，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

　　在共产党人的努力下，牺盟会极大地推动了三晋大地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日后抗战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一九三七年三月，彭雪枫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太原，于新满城西街三十号设联络站，对外称“彭公馆”。随着八路军进入山西，“彭公馆”改称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彭雪枫兼任办事处主任。

　　抗战爆发后，阎锡山为了应付山西面临的危局，深知靠旧军队是不足以抵挡日本人的进攻的，必须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新军。阎锡山找薄一波商量，两人一拍即合，遂于八月组建了第一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薄一波任政委。

　　彭雪枫向周恩来、朱德等人介绍了以上情况，这令众人高兴不已。

　　九月七日，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徐向前前往太和岭口第二战区行营会晤阎锡山。阎锡山倒是客气，迎出门来，入座之后，急问道：“贵军这次来了多少人？”

　　周恩来说道：“第八路军同属国民革命军，隶属第二战区战斗序列，不分你我了。”

　　阎锡山连忙说道：“口误，口误。”

　　徐向前用山西口音对阎锡山说道：“此次来的是一一五师，约一万五千人，这位便是一一五师林彪同志。”

　　阎锡山看了林彪一眼，见他清瘦，浓眉锁眼，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周恩来说道：“我党对百川先生的‘联共’态度及‘守土抗战’主张，是高度赞扬的。希望百川先生不负国人期望，履行诺言，与我们合作抗战到底。我党主张建立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人士的共同联盟，要使山西同胞不当亡国奴，只有联合起来，发动民众，共同抗战。”

　　阎锡山为难地说道：“战争是军人的事，民众参与只能越搞越乱，还是不要发动民众为好。”

　　周恩来坚持道：“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有实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民族的全面抗战路线，动员全民，团结奋斗，才能战胜敌人，单纯的军事斗争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经过反复商谈，阎锡山终于同意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

　　关于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作战地域和方针问题，周恩来指出：“我八路军之一一五师已经入晋，正在侯马一带修火车路；一二零师即将入晋；一二九师尚在整顿中，晚些时候才能出动。八路军由于武器装备落后，不能打阵地战，而发挥其所长，置于敌侧或敌后，打山地战、游击战，以配合正面的友军作战。”

　　两天后，阎锡山主动约见周恩来、彭德怀，商谈平型关、雁门关的防御问题。

　　双方商定晋绥军坚守平型关正面阵地，一一五师出五台、灵丘地区，待敌进攻平型关时从侧袭击。此外，阎锡山要求周恩来帮助拟制第二战区作战计划，周恩来满口答应。当晚，周恩来和彭德怀、徐向前商量了一下，一夜工夫，计划写成了。其作战方针为：以利用山地歼灭敌人之目的，以主力配置于天镇、阳高、广灵、灵丘、平型关各地区，以一部控制大同、浑源、应县附近，以策应各方面之战斗，相机转移攻势。第二天交到阎锡山手里，阎锡山看后十分吃惊，连声说：“共产党里真有人才！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

　　实际上，阎锡山口头这么说，心里是不满的。阎锡山搞的是阵地防御战，南起娘子关，经龙泉关、平型关沿晋绥东部省界及北部外长城一线，筑有绵长的国防工事。他要依托这些工事守土抗战，对八路军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法，他兴趣不大。

　　关于八路军急需补充的物资，包括枪炮、子弹、炮弹、炸药、刺刀、手榴弹、军毯、皮衣、棉衣、通信器材及医药卫生材料等数十项，周恩来提出应在部队路过太原时予以解决。薪饷问题，周亦要求与第二战区的友军同等待遇，不能厚此而薄彼。此时，阎锡山答应得蛮干脆，但后来实际只给了点棉衣和弹药，别的均未落实。

　　阎锡山经营山西几十年，一直非常关注军工生产。早在一九二零年始，阎锡山将山西巡抚胡聘之在光绪年间草创的修械所扩建为军人工艺实习厂，这一年从上海买回的子弹制造机正式开机，每日可制造子弹二万枚。随后，阎锡山便开始逐步完善上下级配套工业，逐渐建立起机械厂、熔炼厂、翻砂厂、制酸厂、炸药厂、无烟火药厂、炸弹厂、炮弹厂、枪弹厂、弹壳厂、炮厂、引信厂、罐头厂等一系列军工企业。到一九二四年，太原竟然开始着手尝试制造飞机。在军阀混战和抗战时期，晋造军火除了装备晋军外，还曾远销西北、广西和四川等地，成为在军阀部队中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其产品包括：山炮、步枪、轻重机枪、半自动驳壳枪、仿“汤姆逊”冲锋枪，此外还有弹药、木柄手榴弹等。

　　阎锡山虽然擅长经营，却非常不擅长做人，他是地地道道老财主作风，既要马跑又不让马吃草，中原大战时对西北军如此，现在对八路军亦如此。

　　九月十一日，国民政府按战斗序列将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改称总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仍隶属第二战区。

　　二天后，大同失陷。

　　又两天，板垣师团攻占涞源，兵锋直指平型关东面的灵丘。

　　山西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大同失陷令身在南京的蒋介石十分恼火。

　　原来，中苏之间的枪械、弹药有两条运输线。一条是经绥远、山西大同至内地，一条经新疆、甘肃、陕西，连接陇海路。大同失陷，蒋介石极为震痛，在日记中写道：“阎之罪恶甚于宋之失平津，其为无胆识，一至于此，实为梦想所不及也，可痛之至。对于苏俄之运货交通更生困难矣。”

　　此时，雁门关一带兵力虽多而无用，而平型关一带则兵力空虚，危如累卵。阎锡山被迫立即着手拟定、部署平型关战役。

　　明长城分内外两道：

　　外长城，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全长一万二千七百多里。

　　内长城，初为北齐时修建，据明史《兵志·边防》的记载：

　　西起山西老营堡转南而东，历宁武，雁门、北楼至平型关尽境约八百里；又转南而东，为保定界，历龙泉、倒马、紫荆、吴王口、插箭岭、浮图峪至沿河口，约一千七十余里；又东北为顺天界历高崖、白羊、抵居庸关，约一百八十余里。皆峻岭层岗，险在内者，所谓次边也。

　　雁门关、平型关正是内长城中两大重要关隘。雁门关阻大同方向来敌南下，平型关阻灵丘方向来敌西进。

　　九月十八日，阎锡山在太和岭口司令部行营主持召开第二战区军事会议。

　　此时，号称“钢军”的板垣师团已经抵达灵丘。

　　平型关是内长城的一个关口，地处山西省繁峙县横涧乡平型关村，位于灵丘县同繁峙县的分界线平型岭上，为内长城南翼之要隘，扼守翼、察入晋之要冲。

　　阎锡山因此制订一个新的作战计划：把日军放进平型关内加以围歼。即诱使日军通过平型关，深入平型关以西的砂河盆地，然后中国军队从恒山、五台山两面发动夹击，截断平型关要隘，把日军歼灭在滹沱河上游的盆地里。

　　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反对此作战计划，认为日军主攻方向是关东军察哈尔兵团直指的雁门关，板垣师团只是策应，因而主张以第三十三军、第十七军及八路军一一五师扼守平型关和团城口，阻敌进入，相机出击，以配合雁门关方向的主战场。此建议被阎锡山接受了，因此拟定了平型关正面作战计划：

　　以孙楚的第三十三军和高桂滋的第十七军布防于平型关、团城口南北线上，右起五台山东北，排列第三十三军之独立旅三旅、七十三师、独立旅八旅于平型关正面；北面团城口内并列第十七军之八十四师和二十一师各就已设阵地，掩护雁北各部撤入雁门山、恒山以内，先凭险阻击并消耗敌人，再主动向南转移，分从大营、沙河隐入五台山，为南机动兵，待机出击。

　　山西自雁门关以南，井陉、娘子关以西系高原多山地区。

　　此前平原作战，中国军队士兵竟找不到一个敌士兵可供射击，他们看见的只是飞机，远距离大炮和战车。进入山区，日军武器上的优势消失了。

　　作战科科长王秉璋以“八路军运输司令”的头衔到侯马车站跟阎锡山的代表交涉，联系铁路运输事宜，不仅爽快地按一一五师要求派发如数火车车皮，还额外拨给了七节豪华车厢。一一五师便由陈光和罗荣桓率领从侯马车站登车，沿同蒲铁路北上，经太原到原平下车。

　　旅长徐海东和王秉璋同乘一辆车，于十八日从五台下车，入住一个非常气派的大院子里。房东极为热情，请徐、王二人吃北京精益店制作的高档月饼，有燕窝、鱼翅、海参、鲍鱼等。一见此月饼，徐海东就猜疑起来，问道：“这是什么人家呀？不会违反统战政策吧！”原来，一过黄河，一一五师部就下达了一条纪律：部队宿营不准住统战对象的家。一打听，原来这是地位仅次于阎锡山的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将军家。第二天，杨家人又送徐、王二人各一盒月饼，推脱不了，只好各拿八块银圆作为酬谢。此事令徐、王二人心痛不已。原来，像王秉璋这样的干部每月只有一块银圆津贴，一盒月饼就吃了他大半年的津贴。这一天恰好是中秋节，不料却下了场大雨，山洪挡住了去路。徐海东和王秉璋不知道平型关战役的计划，于是决定再留宿一夜。这样一来，他们就错过了平型关伏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