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七月十九日，日军在平津的三个旅团、一个师团已经部署完毕。

　　这个时候，香月清司案头上只有二个大字：膺惩！

　　二十日晨五时，宋哲元命令在北平附近的第三十七师于当日开始在西苑集结，并于二十一日集结完毕，准备向保定地区撤退；为掩护第三十七师集结，令冀北保安部队一部位于八宝山附近，待第三十七师集结完毕后，该保安部队于二十二日撤退。

　　下午三时，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驻屯军参谋和知、副武官今井访问了宋哲元。宋向他们保证阻止中央军北上部队前进，让中央军停留在保定以南。他们还商谈了冯治安第三十七师撤退以后移防由赵登禹第一三二师接替等问题，并发表通电，谢绝全国各地和海外侨胞的劳军捐款。

　　按宋哲元设想的勾钳之术，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第二十九军做出放弃一切，任人宰割的羔羊式“榜样”，日军就会被深深感动并大发慈悲——斋戒，开始以真诚和平的姿态与中国军民共同建设宏伟瑰丽的大东亚乐土。

　　这一天，东京参谋本部也改变了低调的口风，对外声称：“帝国认为以外交谈判终究不能解决事变，为使平津地方安定，现在必须决定使用武力。因此，应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给予新的任务。”

　　到了南京之后，蒋介石发现政府内一片混乱。所谓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可是就连财政部长孔祥熙也对蒋介石说这样的话：“现在政府财政困难，你是知道的。”见蒋阴沉着脸，孔祥熙只好改而言道：“你觉得军事上有把握就不必谈判，没办法还是要慎重考虑。至于谈判方式，总是不难找到合益途径。”

　　七月二十一日晨，由于无不利消息传来，蒋介石对日又生幻想。

　　倭寇虚实与和战真相可于今日表现，如过今日尚无最后通牒或坚强动作，则我国精神战胜者十之八，而形式胜利尚在其次也。然而此次集中一点作最后之反攻，危则危矣，此乃攻心之道，运用在乎一心也。

　　对于即将到来的中日之战，陕北的毛泽东无丝毫侥幸之意。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文中指出，反对日本进攻有两种方针、两套办法和两个前途。

　　两种方针，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另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七月八日向全国发表的号召抗战的宣言，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谈话，“以上是国共两党对卢沟桥事变的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这两个宣言的共同点是：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这是对付日本进攻的第一种方针，正确的方针。”

　　两套办法，一套是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另外包括抗日的外交、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国防教育、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结成统一战线等八大纲领。

　　另外一套办法，那就是样样和这一套相反：

　　不是军队总动员，而是军队不动员，或向后撤；不是给人民以自由，而是给人民以压迫；不是民主集中制的国防性的政府，而是一个官僚买办豪绅地主的专制政府；不是抗日的外交，而是媚日的外交；不是改良人民生活，而是照旧压榨人民，使人民呻吟痛苦，无力抗日；不是国防的教育，而是亡国奴的教育；不是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而是照旧不变甚至变本加厉的无益于国有益于敌的财政经济政策；不是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城，而是拆毁这个长城，或是阳奉阴违、要做不做地讲一顿“团结”。

　　毛泽东一针见血指出：“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这个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教训。方针如果是坚决抗战，那就非实行合乎这个方针的一套办法不可，非实行这八大纲领不可。”

　　两种前途：

　　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这一点还有疑义吗？我以为没有疑义了。

　　实行第二种方针，采取第二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这一点还有疑义吗？我以为也没有疑义了。

　　最后，毛泽东呼吁，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坚决地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在卢沟桥事变后，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一整套路线、方针和办法，是指导全国人民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纲领性文献，大战未起，毛泽东就科学地将可能出现的都预料到了。在毛泽东眼里，日本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国民党当局滑向第二种方针、采取第二种办法。

　　二十四日，石原莞尔离开参谋本部，被降职到关东军担任副参谋长。此时关东军参谋长正是被他谑称为上等兵的东条英机。

　　离开东京时，石原莞尔大骂：“遇此危机而优柔寡断，灭日本者近卫也！”

　　后来日本战败之后，在审判席上，最令石原莞尔感到欺辱的是，美国人竟然没将他这位“满洲国”第一肇事者列为甲级战犯。而他的同谋者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均被“光荣”地处以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