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个国土狭小的岛国，人口众多却土地贫瘠，各类矿藏几乎都很匮乏。尤其是石油和钢铁，这两种现代工业必需的原料，地质学家把日本国土翻了个遍，也找不到适合开采的矿藏。一个强国是不可能长期依赖进口发展的。日本只有一个出路，就是找到能够自己控制的原料产地。不用放大镜，我们就可以在世界地图上找到这个地方——满洲。

　　满洲的面积是日本本土的三倍，除了没有石油和橡胶，所有资源都很丰富，粮食、木材、铁矿、煤矿...，应有尽有。满洲曾是中国的领土，但满蒙更是帝国的生命线。日本为了满洲的利益，奋斗了六十年，同清国、俄国打了两场大仗，牺牲了数十万将士，就是为了拿下满洲。这个战略目标终于在一九三一年从我的手里实现了。新成立的满洲国已经彻底脱离中国，并完全附庸于日本。这个“五族（即大和族、汉族、蒙古族、满族、朝鲜族）共荣”的“皇道乐土”是帝国的未来，是东方民族对抗西方白人的前进基地。

　　当我第一次踏上满洲土地，看到一望无际的麦田时，就被深深地吸引了。这片辽阔的土地应该成为日本的第二本土，成为新一代日本人的故乡。满洲太大了，可是日本人在满洲的数量又太少，满洲的工农业基础也还很薄弱。所以占领满洲后，日本就应该暂时停止扩张的步伐，在满洲推行连续的五年计划，即我主持制订的《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纲要》，踏踏实实经营二十年。

　　我们要在中国华北设立缓冲区，同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维持和平，奉行“日中亲善”的策略；坚决打击共产党势力；在满洲北部建立防御要塞，杜绝俄国人再次进入满洲的企图；同时继续向南洋渗透，确保石油和橡胶的供应。

　　日本最危险的敌人永远都是俄国，继承俄国的红色苏联更是无时无刻不在觊觎满洲的利益。我曾经仔细研究了日俄战争的经过。不得不说，日本赢得是如此侥幸。如果俄国哪怕再坚持半年，日本经济就要崩溃，进而全面失败。既然有如此之强敌在北方虎视，帝国为什么要同中国继续对抗呢？好运气不可能永远青睐日本，我们的下一场战争绝不能再将胜利寄托于“国运”了，而是以雄厚的、可支持长时间战争的经济基础来奠定胜利。

　　因此，提高日本本土和满洲的生产力，积蓄足够的力量是当务之急。这样才能同强大的苏联对决，并使其屈服，达到“粉碎苏联对东亚之侵略企图”。随后再“驱逐英国在东亚之势力”。最后，“当苏、英均屈服、日支亲善之基础开始坚实，即指导东亚诸国，并使之协同，策划实力之飞跃发展，以准备随之而来的日美决战”。

　　这就是我的国防国策的基本设想。满洲这块大肥肉虽然已经吞到肚子里，但远远还未消化。我们应该像吃饱的蛇一样，躲在隐蔽的树丛里慢慢将战利品化作切实的生产力。当下一个战略机会到来时，蜕皮后的日本将展现更强大的实力。现阶段日本的任务不是进攻，而是防御；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不是对抗，而是合作。

　　日本的战略好似决斗中的忍者，在对峙中积蓄力量，等待机会，务求一击必胜；而不是像山村农夫那样，只会举着锄头胡砍滥伐。在“风林火山”的四字真言中，“满洲事变”就是“侵掠如火”，而现在日本需要的是“不动如山”。

　　我是佛教日莲宗的信徒。日莲大师曾言，为实现世界和平和人类宗教信仰的统一，首先须在人世间发生前所未有的大斗争。通过这样的圣战，东西方文明才得以统一，创造出最后最高级的文明。

　　世界的霸权将最终由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集团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集团来争夺。这两大集团在太平洋上的战争将决定“天皇是作为世界的天皇呢，还是由美国的大总统来统治世界”。亚洲是黄皮肤东方人的亚洲，作为亚洲国家的领先者，日本有义务也有责任领导亚洲诸国反抗西方的压迫，最后实现 “神武大帝八纮一宇之皇谟”。

　　文章中的“我”即是石原莞尔。这段话被石原称之“世界最终战论”。

　　石原莞尔的战略非常明确，对中国不主张一口吞掉。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没有战略价值资源，占领成本高于发动战争本身，而应好好经营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中国东北，并以中国东北为前进基地，在希特勒发动欧洲战之后，日军与德军东西夹击苏军。击败苏军之后，日德再与美国决战大西洋、太平洋。

　　此时，七十三岁的皇族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未理部务，参谋次长今井中将也在生病疗养中，参谋本部的工作实际由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少将负责。被称为日本第一兵家的石原莞尔，虽然以冒险著称，虽然兵不血刃就取得了中国东北三省，然而，石原莞尔清楚地意识到，短短六年之后，已无军阀可堪与国民政府作对了。如果中国军队反抗的话，即使把战斗区域限制在黄河以北地区也需要同时动员十五个师团，使用一半以上到目前为止积蓄起来的军需准备量；如果战火烧过黄河，扩大到上海，则需要半年以上的作战时间，并需要五十五亿日元以上的军费。

　　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使是被称为“第一兵家”的石原莞尔，他也大大低估了中日之战的广度、深度、烈度。

　　在关系日本国运的关键时刻，石原莞尔是少数的清醒者，对“七七事变”持不扩大态度，因此也被称为不扩大派。

　　七月十一日，星期天，

　　上午，日本内阁举行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一班新闻记者在接待室内，来来去去，忙个不停，互相猜测着不可思议的谣言。

　　这是一次非常关键的会议，参会人员说了什么，即使有会议记录，后来也付之一炬。可以知道的是，这次五相会议通过了杉山元陆相提出的派兵案，并把卢沟桥事变改称“华北事变”。

　　随后，近卫文麿首相到叶山行宫觐见天皇，袖着和战的决策回来。

　　下午，日本政府发表了《派兵华北的声明》，诬称中国第二十九军挑起了“七·七”事变，声称：“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随后，近卫文麿首相连夜召集贵众两院议员代表、财界实力人物和新闻界代表开会，动员统一国内舆论。

　　见扩大已不可避免，石原莞尔急向内阁建议：“此时应断然将我华北全部驻军一举撤至山海关一线，近卫首相亲飞南京，与蒋介石促膝长谈，解决日中之根本问题。”内阁所有人员听到这话后一致地缄默，大家看石原莞尔就像看一座灵牌一样，肃穆中带着些许同情。石原莞尔知道无可改变了，沉重地说道：“对华战争的结果，将危如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军队同样，陷入沼泽而成破灭之伏笔。”

　　此时的近卫首相，高贵而端庄，看上去胸有成竹，可实际上，他眼前一片迷惘，就像一艘大船航行于风和日丽的大海中，突然大海起了迷雾。近卫所能做的，就是按罗盘针所指的方向前进。

　　石原莞尔锐利的眼睛就像刀一样逼视着近卫首相。

　　这个时候，陆相杉山元替首相辩解道：“对华派兵，只是为了确保中国方面实行道歉和必要的保证。陆军省对于不扩大的理解，所谓不扩大，只是避免全面战争，而不是不顾皇军的威信。”

　　近卫文麿也不得表态道：“我与秋山君谈过了，正欲派特使宫崎龙介到南京，与蒋介石会谈。”

　　宫崎龙介是宫崎滔天的长子，因为父亲的缘故，龙介从小便与孙文、黄兴等人熟识，在国民党元老中有一定人脉。

　　十八时三十五分，参谋部向关东军和驻朝鲜日军下达命令，命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及驻守朝鲜的日军第二十师团向华北迅速开进，并编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辖下。陆、海军还就在华北协同作战问题达成了协议。

　　与此同时，日本天皇钦命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以接替奄奄一息的田代皖一郎。

　　当日黄昏，日本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

　　中国方面的侮日行为接踵发生，中国驻屯军对此正在隐忍静观之中。一向与我合作、负责华北治安的第二十九军，于七月七日半夜在卢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由此发端，不得已而与该军发生冲突。为此，平津方面形势紧迫，我国侨民濒于危殆，而我方未放弃和平解决的希望，根据事件不扩大的方针，努力作局部地区的解决。第二十九军虽曾答应和平解决，但于七月十日夜，突然再次向我非法攻击，造成我军相当伤亡，而且不断增加第一线的兵力，更使西苑部队南进，同时命令中央军出动等，进行战争准备，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地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

　　从以上事实说明，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

　　就帝国和满洲国来说，维持华北的治安，是很迫切的事，不待赘言。为维持东亚和平，最重要的是中国方面对非法行为，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表示道歉，并为今后不发生这样的行为采取适当的保证。由此，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然而，维持东亚和平为帝国之夙愿，因此，政府为使今后局势不再扩大，不抛弃和平谈判的愿望，希望由于中国方面的迅速反省而使事态圆满解决。关于列国权益的保全，应当予以充分考虑。

　　这是日本向中国乃至向世界宣布对华发动战争的宣言。

　　当晚，全日本都知道日本要向中国开战了。

　　那天的号外，惊人的题目，“日本决出兵华北”，“四个师团将立即开拔”。

　　很显然，一向行事诡秘的日本人，连媒体都不想为军方保密了，日本上下激动情绪可见一斑。

　　在中国，由于援军尚未到，为争取时间，日方玩弄其惯用的手段，一面积极进行扩大侵华战争的准备，一面继续派低级别人员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以麻痹冀察当局。

　　晚八时，秦德纯与松井完成了《秦德纯、松井协定》的签字手续。协定的全文如下：

　　一、第二十九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对责任者给以处分，负责防止今后再惹起类似事件。

　　二、中国军队和丰台驻屯的日军过于接近，容易引起事件。因此，卢沟桥城周围及龙王庙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

　　三、鉴于本项事件孕育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各团体的指导，今后要采取措施并彻底取缔。

　　协定签字后，松井等立即电报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和东京陆军省、参谋本部。日本陆军省接到签字的报告后，于当日半夜公开广播，说：“接到在北平签订了停战协定的报告，鉴于冀察政权以往的态度，不相信其出于诚意，恐将仍以废纸而告终。”

　　这是为其即将发动侵华战争预先制造一个背信毁约的借口而设的伏笔。

　　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几次电令宋哲元速赴保定相机处理战事，但宋不但置若罔闻，反而与邓哲熙等幕僚于十一日化装打扮，悄然无声地前往天津。深夜抵达天津，宋哲元即与第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开会研讨对策。

　　与冯治安坚决抵抗不同，张自忠主张与日方交涉和平解决。至于张自忠等将领为何主张和平解决，不是他们对日方抱有希望或是对日军怀有畏惧，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都是对日作战中的中坚力量，与宋哲元一样，他们归根结底还是舍不得西北军好不容易到手的平津地盘。卢沟桥事变时，当张自忠得知与日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后，曾在电话里训斥过何基沣旅长：“打起来对共产党有利，遂了他们借抗日扩大势力的野心；对国民党有利，借抗日消灭杂牌。我们西北军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冀察这个局面就完蛋了。”于是他给何基沣下达了“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

　　张自忠的主张占了上风。会后，宋哲宗发表公开谈话，“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认清自己的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能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

　　十二日，得知宋哲元到了天津，何应钦马上致电宋哲元说：“顷闻大旆抵津，至慰驰系。惟卢事日趋严重，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无任盼祷。”

　　也就同一天，十一时半，香月清司抵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部。

　　香月清司，时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平时饮酒作赋，有儒将之风。然而曾担任过关东军旅团长、近卫师团师团长的他，骨子里却是对华强硬中坚分子。

　　香月清司来中国之前，裕仁天皇派人送信并传话：“关于此次华北事变，陛下对此扩大至为轸念，此节凉为阁下所充分考虑者。”香月清司答道：“决心不有伤皇威，不有损皇军荣誉。”因此，香月清司此行只有一个目的：严惩暴虐的中国人。

　　香月清司一到天津，就去看望重病在床、弥留之际的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安慰道：“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回家。”结果，没过两天，田代真回老家——死了。

　　下午二时，香月清司正式接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香月清司听取了参谋长桥本的汇报，尔后召集军全体参谋开会，讨论驻屯军今后的计划。次日晨，拟出了《七月十三日的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以紧急电向陆相和参谋总长报告了部队集结的位置及集结的目的：“军将第一次所增加兵力合并使用，必要时一举歼灭第二十九军。”

　　与此同时，香月清司提出了冀察当局必须接受的“七项目”，以拖延时日，掩盖驻屯军部署企图：一，彻底取缔共产党的活动；二，罢免排日要人；三，排日的中央系各机关从冀察地区撤离；四，排日团体即蓝衣社、CC团撤离冀察；五，取缔排日言论及宣传机关，取缔学生、民众之排日运动；六，取缔学生、军队等中的排日教育；七，北平之治安由保安队担任，城内不得驻扎军队。七项要求之后是更强硬要求，如不答应上述要求，即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第二十九军撤出冀察。

　　十三日，国民政府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以蒋介石为大元帅的战时体制，任命程潜为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同时命令作战部门开始编制战争爆发后各战区所属集团军、军团、军、师及独立旅的战斗序列。

　　当日，蒋介石得知宋哲元滞留天津一心与日军谈判求和而毫无抗战准备，致电宋哲元：

　　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我国家和个人之人格。...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与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道唯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

　　然而，宋哲元对蒋介石的言行是否一致已经完全没有信心了，因此并未按蒋的指示奉行，他派张自忠等往见香月清司，转达自己的态度“哲元从现在起留在天津，悉遵从军司令官的一切指导”，并于当夜下达命令：从十四日起，北宁铁路列车正常运行，解除北平戒严，释放被捕日人，严禁与日人摩擦。

　　当日晚，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政治情形与关系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欲求一事之澈底，非所能也，勉之。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源自《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人心是危险难安的，道心却微妙难明，惟有精心体察，专心守住，才能坚持一条不偏不倚的正确路线。这是尧把帝位传给舜、舜把帝位传给禹的时候嘱咐的话，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

　　十四日，蒋介石指示何应钦抽调高射炮兵六个连运往保定，运送子弹二百万发给第二十九军，一改“九·一八”事变时只打雷不下雨之作风。

　　收到《情况判断》后，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于十三日二十时制定《处理华北事变方针》，由陆相杉山元、参谋长载仁于十四日联名电报给香月清司：第一，“今后仍应坚持局面不扩大、现地解决的方针，极力回避陷入全面战争的行动。”第二，“当中国方面无视现实解决条件而表示没有诚意实行时，或南京政府继续调动中央军北上企图发起攻势时，应采取果断的行动。”三，“采取果断的行动”，“应事先经中央部的批准。”

　　看了此方针后，香月清司对参谋长桥本说道：“前线最高司令官毕竟肩负重任，即便军衔低微，也应负全责。”桥本在旁怂恿道：“这正是中国人所谓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香月清司遂调集重兵集中包围南苑一带，拟首先消灭驻该地的第二十九军一部，即冯治安的第三十七师。

　　十五日，香月清司拟订了《中国驻屯军关于第一期的作战计划》：首先将北平郊外之敌扫荡至永定河以南地区，以现有兵力进入保定、任丘一线；在增加兵力后进入石门、德县一线，与中央军进行决战。为此，香月清司要求再从日本国内动员三个师团来华。香月清司还矢志不渝地说道：“如果陆军部认为其举措失当，则莫若首先以杰出人物更替驻屯军司令官为宜。”

　　石原莞尔看到这个计划后，大惊，直接找近卫首相。

　　实际上，近卫文麿对中国地理毫无概念。石原莞尔拿出中国地图，指着保定、任丘、石门、德县，说道：“按照此计划，战火将燃到山东省。”

　　见石原所比划区域才一小块，近卫文麿还是没有地理概念，说道：“那又怎样？”

　　石原莞尔甚为忧郁地说道：“这意味着，冀察事件事实上已经演变、扩大为华北事件。”

　　在石原莞尔的催促下，近卫文麿派出了首相特使宫崎龙介前往南京，同时对陆军省施加压力。

　　陆军省给香月清司的答复是：最后谈判方案，要求：一，以七月十九日为履行协定的最后期限：宋哲元正式道歉；处罚负责者冯治安，罢免其师长职务；撤走八宝山附近的中国军队；要求宋哲元在宋秦协定上签字。二，中国方面如不限期内履行日方的要求，日方则停止当地谈判，并对二十九军实行武力讨伐。

　　实际上，这个方案已经升级了，处罚负责者由团长吉星文上升为师长冯治安，道歉者也由师长冯治安升级为军长宋哲元，极大地刺激着二十九军的神经。

　　更关键的是，此方案为驻屯军动武授予了权柄。

　　宫崎龙介除与有夫之妇白莲私奔而在日本成为茶余饭后谈资之外，他只是一介平民，即便如此，当他在神户上船准备前往中国时，还是被宪兵队扣押了。

　　此事为近卫文麿为和平而做出的唯一努力，后来像炒豆子一样被近卫拿出来不断炒作，声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

　　下午六时，何应钦急电宋哲元：“日军正在集中，企图包围南苑，当地情况虽有缓和，重开谈判，但这是日人效‘一·二八’故事，先行缓兵，俟援军到达，即不顾信义，希图将我二十九军一网打尽。形势显然，最为可虑。望即确实注意，计划应付为祷。”宋哲元于次日中午复电中说：“兹奉电令各节，倘不幸而真成事实，则是现在已陷绝境，应请中央作第二步准备，以待非常之变也。”

　　当天晚上，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这句话：“致中和，天地位也，万物育也。”

　　这句话源自《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蒋介石在思虑着如何用中庸之道来化解中日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