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即公元一九零零年，庚子年。对全世界来说，这是意义非凡一年，因为这是二十世纪第一年。

　　故事要从三年前开始说起。

　　山东冠县梨园屯有一座玉皇庙，这是当地百姓祭祀之处，亦是精神所托之处。

　　一位法国传教士竟然率领教民要将玉皇庙拆毁，将庙里神仙赶出，改建天主教堂，让上帝入住。

　　此事，引起村民极大公愤。

　　村民推举王世昌等人上冠县和东昌府衙门告状，知县、知府不仅对原告严加斥责，还将王世昌等人监禁起来。于是村中红教首领阎书勤倡议武力护庙，当即十七人踊跃加入，人称“十八魁”。在与天主教斗争中，阎书勤深感人少力单，于是便主动联络沙柳寨梅花拳首领赵三多以壮声势。

　　赵三多召集梅花拳师徒在梨园屯亮拳三天，他们短衣带刀，填塞街巷，向洋教士和教民以及地方官府示威。周围民众闻讯前来参加者达三千余人，迫使对方不敢动手拆庙

　　因门规“梅拳弟子，不得以武犯禁、滋事”，同时也为避免连累师门，赵三多将自己所习梅花拳改称义和拳。

　　义和拳由此而产生。

　　巨野教案后，张汝梅继李秉衡出任山东巡抚，以镇压大刀会。大刀会未得以镇压，义和拳又起，于是请山东按察使毓贤前来相助。

　　是时，各地不良分子一经入洋教，挟洋自重，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官民皆无可奈何。每因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发生争执、械斗、凶杀，洋教士只听教民一面之词，并不问开衅之由，小则勒索赔偿，大则多端要挟。

　　早年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总结一条处理方案“只问匪不匪，不问会不会”，即惩治罪犯不按是否参与何等教会，而以其是否犯罪为准。

　　毓贤认为，拳民之真伪，即以滋事不滋事，守法与不守法为断。如系真正拳民，各在村庄，安分演习，仍应听其操练，毋得禁遏。聚众扰害、遇事生风、闯入公堂、索要粮械、不畏官长，凡此等者，无论是谁，即禀明照土匪例从严惩办。

　　对于拳勇，毓贤认为最善之策莫过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顺舆情亦易钤束，即按保甲团防，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毓贤任山东巡抚，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义和拳采用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民团。

　　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其口号亦由“反清复明”改成“扶清灭洋”。

　　接受朝廷的招抚，向朝廷挂号，接受朝廷官员的统率，领取其粮饷的义和团，称为官团；由拳民自发组织，带有很大的独立性，自行设坛或从事灭洋斗争的，则成为私团。此外，还有一种假团，其成分、属性就复杂了，或民或教或匪。

　　义和团有自己的一套纪律，既有官方颁发的十条团规，也有自己独特的规定，如：“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杀洋人、灭赃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顾，遇同道则合十”，等等。

　　在毓贤抚用政策影响下，义和团像雨后春笋一般，在山东各地纷纷冒出。

　　此间，义和团虽然与官府有所冲突，但毓贤采取剿抚并用政策，义和团尚属可控。但由于义和团举着“扶清灭洋”的旗帜，很快就遭到列强干涉。

　　山东问题不单单是民教冲突问题，而是德、英与清廷侵略、反侵略问题。且民、教冲突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侵略与反侵略问题。

　　洋人为何要在山东各地建设如此众多的教堂、教会？袁世凯认为“名为传教，实勘形势”。袁世凯对洋教士的作用还是估计低了，认为他们仅仅是充当间谍作用。其实，德国人、英国人正是利用教会实施对山东农村的统治，而且这种统治看似是温和的、隐秘的，但结果却是翻天覆地的，从经济、民生、思想，都被教会所控制，教会成为了无冕之王。

　　这种厉害之处，洋人是很清楚的，因为欧洲就被教会控制了几个世纪，用激烈的革命的手段才将教会统治推翻。

　　正是因为毓贤清楚地看到了洋教危害之处，所以才产生了“民为我用”之思想，采取了改拳勇为民团的策略，以人民反人民，以宗教反宗教。

　　洋人也因为看到了毓贤政策厉害之处，因此横加干涉，逼迫毓贤离鲁。

　　清廷迫于压力，令毓贤赴京，令袁世凯入鲁。袁世凯一入鲁，一改“剿抚并用”政策，即向朝廷明誓，要将义和团匪类尽行断绝。

　　御史黄桂鋆上折为拳民辩护，称拳民运动的产生归结于德国强占胶州湾，“地方官不论曲直，一味庇教而抑民，遂令控诉无门，保全无术，不得不自为团练，籍以捍卫身家。…我国家岁费数千万金钱，豢养战士，不以御外夷，而以残百姓！”

　　朝廷因此屡电袁世凯，告诫他：不可徒恃兵力，转致民心惶惑；处理义和拳时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即使要使用武力，也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

　　此时朝廷的政策是解散为主，不使弹压激起民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