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总理衙门又改派黄遵宪为出使英国大臣。但这项任命遭到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阻拦，因黄任新加坡总领事时，坚持检查外国运军械船只，与赫德抗争，故中以蜚语，使不得行。而此时，德国正谋占胶州，恐黄遵宪为使而力争维权，故以官阶小为辞而拒受之。两次出使任命，皆因派驻国异议而作罢。

　　数个月后，光绪帝给黄遵宪一个肥缺——湖南长宝盐法道。对黄遵宪来说，这是个不能施展其才华的小职位。

　　此时，变法声势日张，国事尚有转圜之机，黄遵宪出京履任前，向翁同龢辞行，乘间就国事进言。黄遵宪还对日本驻清公使矢野文雄有过一次很私密的谈话，他认为：“二十世纪之政体，必法英之共主。”即，二十世纪世界各国的政体不是实行法国的共和制就是实行英国的立宪制，专制政体将为历史所淘汰。矢野文雄警告他不要乱说，以免给自己招祸。

　　黄遵宪到湖南之后，在湖南巡抚陈宝箴号召下，与江标等人为培养维新人才而设立湖南时务学堂——湖南大学前身。

　　恰此间，梁启超与汪康年矛盾愈发激烈。原来，张之洞对《时务报》越来越激进的言论大为不满，因而要求汪康年予以干预。梁启超遂离开《时务报》，康门弟子也相继离开，《时务报》由此趋于保守。

　　洋务派与维新派就此黯然分手。

　　梁启超溯长江而上，到了岳阳，登上岳阳楼，恰逢阴雨天，面对洞庭湖，感慨万千，不由长吟：“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

　　当吟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梁启超脸上泪水雨水已分不清。

　　湖南时务学堂的开办章程规定，学生所学功课要中西并重，毕业后能从事新式工厂企业的各项工作，能出洋留学等。学堂成立时，除梁启超为总教习外，熊希龄为提调，谭嗣同为学堂总监，李维格为英文总教习，唐才常等分任讲席。

　　虽然是小小的学堂，却群英荟萃：熊希龄，后成为北洋国务总理；谭嗣同，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李维格成为中国钢铁冶金界的先驱；唐才常，起义被捕就义。

　　在四十名学生中有一人，后来比这些老师名望更大，他就是蔡锷。

　　年仅十六岁的蔡锷由家乡徒步数百里赶到长沙报名投考，并以第三名的优秀成绩被录取。

　　由此，蔡锷成为梁启超门下弟子。

　　蔡锷出生于湖南邵阳一个贫苦的家庭里。父亲是个裁缝，家里穷，无力供他读书。后来被当地名士樊锥收为免费弟子。十二岁即考中了秀才。蔡锷年龄最小，体质亦复文弱，初不为人重视，然而言论见解，有独到之处，年少好学，根底甚为深厚。

　　一日，蔡锷问梁启超：“孔子大一统，所以泯杀机也。今之贤士大夫欲督其督，郡其郡，邑其邑，无乃与夫子大相剌谬乎？”

　　蔡锷认为，现如今地方大小官吏们各自为政，与孔子的大一统思想背道而驰。

　　梁启超答道：“古今万国所以强盛之由，莫不由众小国而合为一大国，见之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奥斯马加、日本、瑞士皆是也。前此互争是以弱，今合为一是以强，孔子大一统之义正为此也。见美、日诸国所办各事，皆有数种大政提归政府办理，如海军、陆军、刑律、交涉之类；其余地方各公事则归各地方自理，政府不干预之。此是最善之法。今中国则反是。如海军之类应归于一者也，而南北洋各自为政，不相顾焉；一盗案之微，州县治之足矣，而上劳朝审，皆极可笑。然至今日，方且并此之法而不能整顿，于是中国不徒变为十八国，并且变为四万万国矣。国权之失，莫过于是。政府现无可望，则不得不致望于督抚州县，若能有一省、一府、一县之整顿，则余省、府、县亦不无万一之望。”

　　蔡锷对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托古改制”产生怀疑。康有为的“孔子改制”学说，否认传统所称孔子“述而不作”的说法，认为《春秋》及其他儒家经典都是孔子采用假托古人的方法，创作出来的社会政治思想，目的是为当时和后来的统治者立法，即“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

　　在读《公羊》、《春秋》时，蔡锷在其札记中写道：

　　《春秋》非改制度之书，用制度之书也。固自言之矣。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礼乐焉。”如视其书为改制度之书，视其人为改制度之人，则孔子不能逃僭越之罪矣。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知我者何？知其为因制度之书，非改制度之书也。罪我者何？罪其为改制度之人，改制度之书也。

　　不得不说，梁启超看到这十六岁少年区区三百字文章，比见到章太炎的文章还惊骇，于是写了千言文予以辩答。

　　谭嗣同见蔡锷苦读四书五经，不由说道：“大丈夫当提三尺剑以平天下，汝何热忠于功名？”蔡锷答道：“不入庙堂，如何治国安邦平天下？”谭嗣同答：“盛世当用良臣，乱世则需猛士！”

　　说着，谭嗣同递给蔡锷两本禁书，《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

　　《明夷待访录》是明黄宗羲（字梨洲）所著，该书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并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等一系列比西方还早的民主观念。

　　对于这部书，梁启超感叹道：“梨洲有一部怪书，名曰《明夷待访录》，这部分是他的政治理想。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象平平奇奇，但三百年前——卢梭《民约论》出世前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

　　梁启超与谭嗣同将《明夷待访录》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作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

　　谭嗣同更是拿着发黄的《明夷待访录》珍藏本，对学生说道：“孔教亡而三代以下无可读之书矣！乃若区玉检于尘编，拾火齐于瓦砾，以冀万一有当于孔教者，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

　　若说《明夷待访录》是反帝制、倡民主，则《扬州十日记》就是彻底反清了。

　　满人入关后，史可法率领扬州人民阻挡清军南侵，城破之后，清军对扬州城十日屠杀，幸存者王秀楚作《扬州十日记》。由于清廷的严密封锁，导致大清国民对扬州大屠杀一无所知，直到清末有人从国外带回此书。

　　这两本书点燃了师生们激愤之火，尤其是素有任侠之气的谭嗣同，其命维新遂转化为革命。

　　谭嗣同，湖南浏阳人，出生于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邸第，是家中长子。五岁时得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迹般复活，故名“复生”。

　　谭嗣同十岁时，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王夫之，一生经历明万历、天启、崇祯，一直活到康熙三十一年，是反清、反帝义士，晚年居船山，因而自称船山病叟。

　　正是受王夫之影响，谭嗣同自小不爱功名，爱行侠仗义，因此，小小年龄后背就背着一柄铁剑。

　　一日，私塾先生让谭嗣同作一篇八股文，他只上交四个字“岂有此理”。

　　谭嗣同在溪边磨剑，偶遇一道士路过。

　　道士对谭言道：“剑锋太利易折。”

　　谭嗣同见道士颇有仙气，又好奇其身后所背之剑。道士便将剑解下，递给他看。

　　谭嗣同拔出剑，发现剑锋果然极钝，不由问道：“如此钝剑，如何杀敌？”

　　道士答道：“自古以来，剑皆非杀人利器。”

　　谭嗣同更加不解。

　　道士进而说道：“昔子路戎服见于孔子，拔剑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剑自卫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为质，仁以为卫，不出环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则以忠化之，侵暴则以仁固之，何持剑乎？’”

　　谭嗣同若有所吾，再细看此剑，爱不释手。道士便将他的剑与少年之剑互换。

　　此剑名叫凤矩剑。

　　十九岁那年，谭嗣同离家出走，背着那柄凤矩剑行走天下，与之一路相伴的还有两把自制琴——名曰“雷残琴”、“崩霆琴”。风餐露宿，竟游历直隶、山西、陕西、甘肃、新疆、河南、湖北、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山东等省。

　　《马关条约》签订后，谭嗣同愤而进京，加入强学会，此间认识了梁启超。

　　谭嗣同生于官宦之家，其父谭继洵时任湖北巡抚，花钱为他捐了一个江苏候补知府。在南京候缺期间，回想当初道士赠剑之情以及仗剑走天涯之种种经历，谭嗣同开始创作其哲学著作《仁学》。

　　《仁学》是维新派最激进的一部哲学著作，梁启超读后感叹：“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

　　谭嗣同常常来到岳麓山山顶抚琴，铮铮琴声往往惊起林中鸟。

　　谭嗣同想寻找图存救亡之道，可是面对糜烂之风、颓唐之势，中国路在何方？抑郁难遣，或舞剑或抚琴，以致剑走叶落，琴伤鸟惊。

　　一件事的发生，导致维新突然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