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下旬，叶挺率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参谋处长赖传珠、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第一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第三支队第五团团长孙仲德及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一营从皖南渡江北上，于五月六日到达庐江东汤池。

　　行前，项英提醒叶挺说：“高敬亭是位功臣，只是抗日后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你要以教育为主，好言相劝，讲清楚去皖东作战的战略意义。如果他万一不听劝，可以给予适当处分。但是，如何处分一定要报请毛泽东批准，不能擅自做主。”

　　叶挺到江北后，项英怕他压不住台，于五月四日以毛泽东的名义致电高敬亭，鼓励四支队克服困难，迅速东进：“你们要解决困难与壮大部队，就要迅速东进，积极作战，以胜利达此目的。这不仅是为了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而主要的是为了使四支队得着更大的发展前途。党中央同志均热烈希望你们、信任你们能向这一前途迈进。”

　　五月六日，叶挺到达庐江县东汤池，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兼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兼政治部主任。第四支队归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

　　叶挺一行于五月十日抵达皖中舒城西港冲四支队留守处，在支队连以上干部会上，叶挺传达了中央和军部有关东进的指示，命令部队限期开进至皖东敌后地区。会上全体指挥员一致表示执行中央和军部的命令。高敬亭迫于大势所趋，也举手表示同意。

　　五月中旬，四支队主力除第八团已东进敌后外，第七、九团正东进途中。高敬亭命令第七、第九两团停止东进。第九团团长詹化雨、政委胡继亭认为不妥，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和军部东进命令，并将高的指令上报给江北指挥部。

　　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和政委曹玉福却侵吞了打周家围子获得的金银，于五月二十日携二个班武装投靠国民党桂系，并在《皖报》上发表反共声明。

　　杨克志、曹玉福原是红二十八军时期高敬亭的秘书和警卫员。正是由于在反杨、曹斗争中涉及高敬亭，第七、九团的不少干部揭发高敬亭在部队乱杀人、贪污腐化、任用亲信、抵制东进等问题，江北指挥部随后将到达青龙厂的高敬亭拘押审讯。

　　叶挺、张云逸、邓子恢请示军部，建议先撤销高的职务。为防止高敬亭步杨、曹的后尘，走张国焘的道路，江北指挥部于六月四日以开会为名，在合肥以东青龙厂将高敬亭扣押审查。

　　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中央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四支队，担任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不日由延安同胡服一起赴皖。望你在配备干部时注意。”

　　胡服正是刘少奇。

　　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青龙厂附近的褚家圩子，连续三天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批斗高敬亭。邓子恢主持大会，并宣布了高敬亭不服从军部领导、排挤延安干部、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四项罪名。

　　六月二十四日，高敬亭被处决。

　　中共中央对高敬亭的处理意见是送他回延安学习。电报到时，高敬亭已经被杀。

　　解放后，开创鄂豫皖根据地元老之一的郑位三，在接受湖北省委党史调查组的采访。在谈到高敬亭问题时他对高敬亭的评价是：第一，他想搞独立王国；第二，他不是反革命；第三，他确有大功；第四，当时假使不杀危险性非常大，不仅怕他到国民党那里后成了国民党的宝贵材料，最大危险是几百干部盲目支持他，他可能造反。身为当时反高斗争领导人之一的郑位三对采访者无奈并惋惜地说：“当时如果把他送到延安就不会有危险，但交通不便不能送去，于是决定杀他。杀了他，就有把握挽救那几百干部；不杀他，几百干部如果跑到国民党那就危险。当时研究不够，实际上关起来教育几年更好些。”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间，正在病中的毛主席收到了一封来自高敬亭女儿高凤英的信，信中请求中共中央澄清其父被杀原因，并作出结论。毛主席亲自指示有关部门重新审查高敬亭一案。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沉冤三十八年的高敬亭案得以昭雪。

　　高敬亭错杀事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不幸事件，这个特定历史条件即是：原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投敌，国共两党面临决裂的风险。

　　随后，整编了部队，新四军第四支队由徐海东兼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辖第七、第九、第十四团。以第八团为基础扩编为新四军第五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治委员，辖第八、第十、第十五团。

　　此后，第四支队活动于淮南路以东、津浦路以西的定远、合肥、滁县、全椒等地，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第五支队则挺进津浦路东，开辟了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

　　与此同时，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坚决贯彻执行“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的方针，在巩固苏南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同时，积极实行东进北上。

　　为了冲破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限制，打开向长江以北发展的战略通道，陈毅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就指令管文蔚率挺进纵队开辟以丹阳北部访仙桥地区为中心的游击区，为新四军向北发展创造条件。一九三九年四月上旬，挺进纵队在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配合下，挺进扬中，将该地伪军消灭，并以第三、第四支队各一部北渡长江，进至大桥、嘶马、吴家桥一带，从而控制了通扬运河（南通—泰州—扬州）以南沿江地区。

　　早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中旬，陈毅派王必成率第二团一营经丹阳、武进，向东深入江阴等地进行战略侦察，并和梅光迪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朱松寿领导的苏浙人民抗日自卫军取得联系。十月间，梅、朱两部在中共江苏省委派出的何克希带领下，到茅山地区整训。

　　一九三九四月间，陈毅命令叶飞率领第三支队第六团准备东进江南东路地区，即无锡、江阴公路以东的江阴、无锡、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创立根据地。这一行动超过了国民党当局对新四军限定的作战地域。陈毅只好采取瞒天过海招数，在茅山地区另建一个新第六团。

　　五月五日拂晓，叶飞率领第六团由常州附近越过京沪铁路，向东挺进，与梅光迪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汇合，统称“江抗”，组成指挥部，梅光迪任指挥，叶飞任副指挥。陈毅不仅让第六团变成“江抗”，还让第六团将领也都改了名称，叶飞改名叶琛。

　　五月下旬，“江抗”在无锡东北的黄土塘与日伪军六百余人遭遇，歼敌百余人，取得东进途中第一次战斗胜利。六月二十四日夜，“江抗”袭击京沪铁路中段日军重要据点浒墅关车站，经一小时战斗，全歼该地日军五十余人和伪军一个中队，炸毁铁桥一座，使京沪铁路停运三天。随后乘胜东进，进入常熟境内，在阳澄湖畔与常熟中共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民抗”取得联系。七月，“江抗”以约一个团的兵力南越京沪铁路，进入青浦，与顾复生率领的青浦抗日游击队会合。

　　南昌失陷，上海人民情绪陷入低落。突然一日晨，报纸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上海虹桥机场日军四架飞机被击毁。

　　《华美夜报》、《大美晚报》等报均以“国军万余夜袭虹桥机场”为头条新闻，将虹桥机场的战斗描写得像天兵天将突降一般。

　　上海人民捧着报纸，热泪盈眶：“国军打回来了！”

　　报纸传到重庆，就连蒋介石看了都纳闷不已，发生如此重大的战斗胜利，为何没有上报？询问第三战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比蒋还蒙圈，只好含糊答道：“来不及上报！”

　　顾祝同放下电话，心想也没有一支国军深入到上海地区，就打电话问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司令冷欣。冷欣一听电话，心里就明白，这一定是新四军干的。

　　原来，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归属第二游击区，正是冷欣辖下的军队。冷欣打电话问陈毅，陈毅知道真相，却不敢说真话，就说道：“是江南抗日义勇军干的。”

　　顾祝同听到这个消息惊讶不已，江南抗日义勇军有一万多人！这为随之而来的国共摩擦埋下了伏笔。

　　实际情况是，七月下旬，日伪军正在大肆扫荡。为了打击日军嚣张气焰，“江抗”打了一个伏击战，缴获日军一条汽油船，击毙了十来个日本兵。日军立即分兵四路向观音堂地区进行疯狂的报复扫荡，“江抗”奋起迎战，一下子便将前来阻击的伪军许雷生部打垮，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许雷生残部夹着尾巴向上海溃逃。第六团副团长吴焜带七连、特务连和四连一个排为一路，二支队长廖政国带五连、六连和两个机枪排为一路，向上海近郊追击。连续追赶六十余里，一口气就追到了一个有洋房、围墙的地方。地下党员告诉廖政国，此处正是虹桥飞机场。

　　因为从来没见过停在地面上的飞机，不少战士们都想进去看看。廖政国则认为，既然到了鬼子的窝里，一定要突击进去打掉一些日本飞机。

　　廖政国布置了作战部署后，连排干部带着部队就向前冲去。没想到竟然一枪未发，就突进了虹桥飞机场。飞机场里的伪警察、伪职员们睡得像死猪一样，都被战士们揪着耳朵从被窝里拖了出来，关到一间小屋子里，并缴下了十几支步枪。

　　廖政国指挥部队分路搜索，在机场里发现四架飞机。就在这时候，新四军的行动被驻扎在机场四角碉堡里的日军发现了，双方随后接上了火，机枪、步枪声阵阵响起，手榴弹爆炸声也响开了。廖政国一边命令部队收拢，赶快带着缴获品撤出机场，一边命令炸飞机。

　　战士们没有别的武器，只能朝飞机扔了几个手榴弹，炸不坏。

　　这时，一名战士发现汽油桶里满是汽油，就喊道：“烧飞机！”

　　战士们把汽油桶捣开，猛泼到飞机上。不一会儿飞机就被熊熊的烈火包围了。大火冲天而起，将虹桥机场上面的大片夜空染红了，滚滚浓烟向四野飘散。

　　等日军救火车来时，四架飞机已经被烧得像烤红薯一样了，面目全非。

　　“江抗”在东路地区连战皆捷，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大批青年踊跃参军，“江抗”遂扩编为第二、第三、第五路。此后，“江抗”与中共上海党组织领导的常熟、嘉定、青浦等地抗日游击队配合，共同开辟了苏常太和澄锡虞游击根据地。

　　日军与“江抗”多次战斗之后，渐渐地摸清了“江抗”的来路和人数，就将这些情报免费提供给了在这一带活动的戴笠领导下的一支军队。

　　这支军队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忠义救国军，全称“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

　　正是因为是戴笠领导的，因此这支部队有两面性，即抗日，又反共。

　　在江阴马镇乡湖塘里定山一带，“江抗”部队遭到“忠义救国军”一千多人的突然袭击。第六团副团长吴焜在指挥战斗时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为了避免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也为实现向北发展的战略目标，陈毅令“江抗”一部仍留路东坚持斗争，令叶飞率领“江抗”主力部队西撤，到扬中与管文蔚的挺进纵队合编，仍称挺进纵队，管文蔚任司令员，聂扬为副司令员。

　　这个聂扬是叶飞的又一个名字。

　　为统一协调与指挥苏南的新四军部队，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在溧阳县水西村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

　　由此，共产党内除朱毛组合、林罗组合、刘邓组合外，又增加一著名的组合——陈粟组合。

　　到一九三九年底，新四军东进苏南的部队，已由原来的四千人发展到一万四千余人，并造成了跨越长江两岸进行游击战的有利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