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风沙骤起，吉田率残余日军百余人乘机突围，被七一五团追歼一部，仅剩四十余人逃往河间以东的沙河桥据点。

　　当宫崎富雄见到吉田时，见到的是一只累累若丧家之犬。

　　宫崎富雄上前，给了吉田一记耳光。

　　师团长本间雅晴也想扇宫崎富雄一记耳光，但想想算了，撤掉了宫崎富雄联队长之职，转任参谋，由渡左近接任联队长职务。

　　宫崎富雄一股悲怆情绪愤然而生，他曾创建联队，为日本天皇的 “圣战”不遗余力，全联队勋章之多，历来被其他联队长所羡慕，再努力一下，他就可以晋升少将，就可以担任旅团长，可是，他倒霉地碰上了这么一支皇军原本没放在眼里、装备极差却难以对付的八路军部队。

　　此战，共毙伤日军七百余人，俘七人，缴获山炮一门、轻重机枪二十挺，步枪二百余支，取得了平原游击战争中以外线速决的进攻打歼灭战的经验，对推动华北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

　　蒋介石一闻此讯，发来贺电：贺师长杀敌致果，奋不顾身，殊堪嘉奖。

　　蒋介石激动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第二十七师团是由最早驻华的部队日本“中国驻屯军”改编而来的，是侵华日军的罪魁祸首，惹蒋介石生气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十几年。

　　此间，冀中还发生了一件事，即柴恩波部叛敌事件。

　　一九三七年八月，新镇县县长曲鸿昌带着财务局长柴广德、建设局长刘继俊等，以及保安队全体八十余人向南溃逃。当他们退至安新县界内的水段村时，保安队队长柴恩波策动保安队士兵三十三人哗变，脱离了南逃的队伍返回新镇，依附于日军派来的新镇县县长李作宾，成为新镇县的实力派。不料此后这一带在中共领导下，抗日形势很好，柴恩波应时顺势就与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吕正操取得了联系，并于十月间逮捕了日本顾问铃木三郎和县长李作宾等一批汉奸，押往高阳县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部，日本顾问铃木三郎和县长李作宾被当众枪决。吕正操将柴恩波及其部下改编为“冀中人民自卫军暂编游击第二团”，柴恩波任团长，并派共产党员徐恩荣前去协助柴组织抗日队伍。

　　柴恩波回到新镇后，利用吕正操司令员委以的抗日旗号，开始招兵买马，发展武装，到十二月，暂编游击第二团已发展到两千多人。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共保属省委为统一冀中抗日武装，成立河北游击军，将柴部改编为“河北游击军第十二路”，八月，将其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三纵队独立第二支队”，队伍发展到三千余人。

　　国民党晋察游击区成立后，利用国民党正规军的旗号，四处策反拉队伍。

　　在张荫梧的“导演”下，在新镇县长王宗琪、国民党中统特派员方平，文安县党部书记长崔静波等煽动蛊惑下，柴恩波开始叛变。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即正月初三，柴恩波在高官厚禄的诱惑下投靠了国民党，接受了国民党委任的“冀察游击军第一师师长”和“冀中剿匪总司令”的头衔。是日夜，柴恩波、王宗琦与二大队大队长马吉庆，参谋长刘兰亭密谋后，亲自指挥了二大队叛乱，搜捕、扣押二大队大批共产党员。第二天，柴恩波在县城召开大会，宣布脱离共产党的领导，在大会上说“我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我是打日党”，藉以混淆视听，欺骗群众。柴的欺骗宣传，确实蒙蔽了不少不明真相的战士和群众。

　　二十五日上午，柴恩波到李各庄找到支队政委张毅忱，对张说：“我受了欺骗，上了国特的当，实在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张政委，没脸回冀中见吕司令和程政委。”接着，他表示要派人送张毅忱回军区，并要张向吕正操司令员转达他的要求：一、不要调独立二支队去肃宁整训，允许该部脱离八路军建制，改为国民党河北民军第一师；二、把新镇，雄县，文安划为该部驻地；三、八路军不得派部队攻打该部。答应以上三条，就立即释放被扣干部。张毅忱当即批驳了柴的叛变行径，耐心规劝柴恩波要以抗日大局为重，同自己一起回军区，使这一事件得到妥善解决。但柴一再借故推辞，执意要派一个姓吕的和张一起回军区。下午，柴把马匹和枪支交给张毅忱和他的警卫员，送他们走了。

　　三月四日，冀中军区在争取柴恩波回头无望的情况下，毅然发起平叛战役。贺龙召开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对平叛战役作了部署。五日，向柴恩波部队发起猛攻，二大队三个营被击溃，俘获中统特务方平等叛军头目，原二大队被扣人员全部救出，一大队被打散，张兰亭、赵壁臣、李保泉率部脱离了柴恩波。在八路军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许多士兵不愿为柴恩波卖命，纷纷逃散或反正。六日，只剩下两百多残兵败将，跟着柴恩波逃到南辛庄集中。

　　柴恩波由于背叛了共产党，投靠国民党，而国民党的势力又达不到这一带，因而日子很不好过。在此情况下，柴恩波遂按照张荫梧的指示，由新镇伪警备队副司令、日本特务王化南搭桥，于四月一头扎入日本人的怀抱，公开投敌叛国。为讨取日寇欢心，柴枪杀了原独立二支队的共产党员邢奎及军械科长郑国良,司令部联络员吴炳辉等干部二十余人，并把李检朴等十几名主要干部押到新镇交给了日本人，李检朴等人被杀害。

　　该叛乱事件被揭露之后，策划此次事件的张荫梧给蒋介石写了这么一封密电：

　　柴恩波在文安、新镇与八路不两立。同时又被倭寇重兵压迫，势甚孤单。职前率队赴冀中游击，期与之联络，卒因途远不果。现该部为保存实力及实施曲线救国计，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总司令。名虽投日，实际仍为本党做抗建工作，俟时机成熟，定率队反正，予日寇以重大打击也。

　　“曲线救国”这个名词就是这么来的！

　　本来这份电报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不料，张荫梧这个人喜欢写日记，而且将真话都写在日记本上。不巧，这本日记在他张骞寺村突围时丢失。本来因为上边没有他的姓名，也没有引起谁的重视。就被一个农民捡到了，农民不识字，拿着这本写满字的本子只有一个作用，一页页撕下来当卷烟纸。眼看这些文字就要烧成烬灭了，不料，一日，一位细心的八路军干部见到此农民正在撕日记本卷烟，就看了日记本一眼，字迹工整娟秀，就说道：“我给你卷烟纸，把这个本子送给我吧！”

　　鬼使神差，张荫梧日记就这样落到共产党人手里。日记随之送到冀中军区，再到晋察冀军区，再到八路军总部，再到延安，再到南方局，结果就到了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手上。

　　对于张荫梧事件，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特别撰文指出：“两次大规模的行动，无独有偶的都发生在敌人猛攻冀中的时候，敌人从正面进攻，张荫梧从侧面配合，同时下手，遥相呼应。不论张荫梧的主观愿望如何，企图如何，客观事实明显摆出在这里的是配合敌寇作战，分散牵制八路军对敌作战的兵力，打击八路军。”

　　一九三七年底日军侵犯山东始，在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的领导下，山东各级党组织在日军大举入侵、立足未稳之际，抓住时机，领导发动了多次抗日武装起义，抗日烽火在山东全省各地燃烧起来。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从胶东半岛到鲁西平原、从冀鲁边区到苏鲁豫皖边区，大大小小数十起，遍及全省。这些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武装，土生土长，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已达数万之众，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创建准备了必要的武装力量。

　　一九三八年春，中共中央派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率五十名干部到山东工作。郭洪涛一行到达山东后，重组山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新省委结合山东实际情况制定了发展山东游击战争、在全省范围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六月，开始对山东各地人民抗日起义武装进行整编，统一了部队的番号，先后整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五个支队、两个义勇总队和一个自卫团，共三万余人。七月又创办了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培养抗日干部。八月，中共中央陆续抽调张经武、江华、吴克华等一百六十余名党员干部到山东工作，并临时命名为八路军鲁东游击纵队指挥部，张经武、黎玉分别任指挥和政委，江华任政治处主任。另外，在指挥部下编一干部大队，胡奇才任大队长。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十二月边区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分局正式公布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以统一指挥胶东各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江华任政治部主任，王彬任参谋长。同时将所属部队整编为十个支队又三个团，所属部队共二十五个团，二万四千五百人，所属地方武装一万余人。山东纵队的成立，使分散于各地的游击队成为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武装力量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九三九年二月，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发出整军计划的训令，规定分期整训部队，每期为三个月，第一期从三月一日开始，整训三十一个团约计十万人。其中规定山东纵队选定条件好的部队，整理三个基本团，作为山东的主力部队。另外，朱德还专门电示黎玉:“山东纵队按正规军编制，以节省干部，节约经费，充实人数与加强战斗力，便于整理训练和隐蔽我之力量。”

　　一九三九年三月初，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和主力一部进入山东鲁西地区。

　　自日本占领津浦、胶济铁路沿线后，开始对其占领区进行鲸吞式、洗劫式经济掠夺，竭力培植汉奸。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在山东扩充武装，力图恢复其统治。

　　沈鸿烈，湖北天门人，十八岁中秀才入日本海军兵校学习，回国后投效奉系。一九三一年底，沈鸿烈担任青岛市长，直至一九三七年底，日本海军封锁了青岛海面，沈下令炸毁青岛二十多家日商工厂，方才带队撤离青岛。韩复榘被杀之后，国民政府委沈鸿烈担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山东省保安司令等职。沈鸿烈主鲁期间，正值日军大扫荡之时，胶济沿线及省内大城市均被日军占领，沈在省政府成立了一个游击政府。为了能够在山东立足，沈鸿烈与八路军及其他抗日革命力量的合作关系尚好，曾制定实施八条抗日施政方针。此时在山东另有几支国民党抗日队伍，一是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指挥的第五十一、五十七军；二是国民党新四师吴化文部；三是军统山东地区负责人秦启荣领导的国民党军委会别动队第五纵队——“荣别队”。

　　国民党军委会别动队即是复兴社别动队，此时受军统直接控制。

　　三月，鲁北清河地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选派了六十二名干部、战士，去鲁南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三支队派十团政委罗文华率领二、三两营护送越过胶济铁路至淄川县佛村，再抽二营的四连和三营的七连组成护送营，约二百一十余人，由三营营长吕乙亭带领，继续护送到山东分局驻地。这支队伍的总指挥是去延安汇报工作的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

　　三月二十七日晚，护送队和学员们从卫固镇出发，乘夜越过胶济铁路，次日拂晓到达淄川县以东的山区，分别进驻佛村和井筒两村。这一带属于荣别队王尚志的武装占据。八路军事先派人与王尚志部取得联系，说明从此路过的意图，他们表示可以通过。

　　三月三十日早上，学员和护送队来到太河镇外时，王尚志的部队却又要求八路军从围墙下绕镇而过，不得从镇内穿越。绕行通过的道路在太河镇围墙与淄河之间，是一条仅有三四米宽，一两里路长的狭窄通道。中午时分，队伍到达太河镇西北角，正顺狭窄通道南行时，突然遭到寨墙上王尚志部队的火力袭击，在前面带队的吕乙亭营长当场中弹身亡，而总指挥鲍辉和三支队特务团团长潘建军则还以为是发生误会，命令八路军不得还击。早已埋伏多时的王尚志所部从四面冲出，将大部分护送队和学员们缴械。只有五名学员和部分果断突围的八路军官兵逃脱。

　　总指挥鲍辉和三支队特务团团长潘建军被押进太河镇后，一开始还以为是某种误会，但当天下午，已经投靠了沈鸿烈的原三支队人员宋雨田和李萌亭来到太河，从中指认八路军干部，这使二人意识到根本不是误会，而是有预谋的陷害，遂与国民党方面发生激烈争吵。当夜，鲍辉、潘建军二人及三支队宣传科长邓甫晨三人一起被杀，尸体被碎。其余被拘押的二百多名八路军人员，包括十余名儿童和三名女学员，除一名叫赵华川的人幸免外，均于此案后分批遣散、活埋或枪杀。

　　此事件后，王尚志的顶头上司秦启荣对八路军解释说是“天大误会”，对国民党当局上报是“太河战斗大捷”。因此，一方面，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在沈鸿烈主持下扎松坊、贴标语，庆祝所谓“太河战斗大捷”；另一方面，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则派代表视察了“太河惨案”现场，并参加了八路军举行的追悼大会。

　　随后，蒋介石亲笔签署电报，召秦启荣到重庆，当面表彰。蒋介石将亲手所写的“民族英雄”大匾颁赐给了秦启荣。

　　四月，国民党当局《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终于秘密出台了，该办法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制定了防范共产党的具体措施。

　　消极办法是：“如异党活动最烈之区域，应实行联保连坐法，使人民不敢与异党分子接近而受其利用。必要时，并于保甲组织中建立保甲通讯网，指定乡村中纯良知识分子，担任调查异党活动之通讯工作，以辅助保甲长力量不逮。”

　　积极办法是：“各地党部及军政机关，对于异党之非法活动，应采严格防制政策，不可放弃职守。纵因此而发生摩擦，设非出于本党之过分与不是，亦应无所避忌。”

　　在此政策下，在察冀、苏鲁战区，河北的张荫梧和山东的秦启荣等部，到处袭击八路军，制造流血事件。他们公开叫嚣：“宁亡于日，不亡于共。”

　　一切都在悄然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