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梧，河北博野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曾任晋军师长、军长、北平警备司令、市长等职，为人气狭。中原大战时，晋绥军前敌总指挥傅作义指挥六个军沿津浦路南下，攻占济南，形势一片大好，妒火中烧的张荫梧给阎来了一份密电，说:“张学良和张群、方本仁等在北戴河开会时，傅作义参加了这个秘密会议，请注意。”阎立即派张荫梧率兵前往济南，任第三方面军第二、四路联军总指挥，意在对傅监视。傅作义疑心这是阎锡山对他不信任，不免泄气，直接影响了津浦线战局。张、傅二人无法协调作战，只好兵分两路，一路由张荫梧率领第二路军向济南以东前进，攻打韩复榘;另一路由傅作义率领第四路军向南进军，攻打徐州。内争虽告解决，却严重贻误战机。这一迟滞及分散兵力，导致了津浦线上的反蒋联军的最终失利。战后晋绥军检讨战役失败的原因，都认为张荫梧这一举动是导致失败的根源。

　　张荫梧于一九三五年初带二百多名亲信脱离晋军回乡，打着抗日的旗号在博野创办了一所半军事性的中学，招收热血青年进行军事训练。一年后，因热河抗战，河北成立了许多义勇军，张荫梧随即成立了保卫团，控制了博野、蠡县、安国、安平等六县实行自治，在博野县北杨村开办军事化的四存中学，又把河北乡村实验学校，由天津迁来，以此两校为基地组织武装，二三年后势力范围扩大到武强、定县、深泽等十三个县。

　　抗战爆发后，张荫梧被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看中，程潜任命张荫梧为保定行营河北民训处处长兼第一战区司法监。张荫梧即将自己在太原训练的二百多学员带至保定，召集旧部成立了河北民训处干部养成所。平津保一带的流亡学生纷纷慕名投奔，人数不久增加到千人，这些学生被编为四个大队。明末高阳县有个民族英雄孙承宗，在河北省成立“民军”，抵抗入侵的满清军队，张荫梧遂将自己这支队伍取名叫“河北民军”。

　　张荫梧的河北民军还没有来得及正式成立，日军已经南下，九月保定危急，国民党军数十万纷纷南撤。张荫梧也带领干部养成所全体人马和自己的十三县政府、警察局、保安队等两千多人南撤到河北磁县。在磁县，张荫梧将随其南撤的冀中各县保安队改编为一个团，同时以河北民训处名义，收容溃散的游兵散勇。不久日军进抵磁县，张荫梧即带领人马沿太行山进入河南林县。在林县西关，正式成立河北民军第一团。经阎锡山同意，河北民军第一团负责驻守林县，张荫梧本人率河北民训处和其他部队继续西去，进驻山西陵川。

　　张荫梧部进驻陵川后，张派遣得力助手潜入邢台、邯郸联络活动在那里的小股武装，并到郑州、武汉、西安等地招收流亡学生和爱国青年，并聘请在山西、河北一带的八路军代表做教员，讲授游击战争和抗日救国道理。到一九三七年十月，人马迅速增加，很快发展到万人，番号增加到五个团。

　　张仲翰，河北献县人，十八岁就加入共产党，后在河北民政厅当厅长的伯父帮助下，担任了博野县公安局长。 一九三七九月间，张仲翰和时任保安队长的张子元率公安警察五十五人、保安队员六十六人加入由张荫梧组建的河北民军。二人并没有随张荫梧南下，而是留在博野，以公安警察、保安队员为基础，吸收部分留守队员共计三百余人组建了博野县河北抗日民军，下辖三个团，一团长张子元，二团长张文祥，三团长李侠飞。一九三八年一月，博野河北民军进行总编，下设两个支队，一个特务团，人员达到两千多人。

　　一九三八年四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改编为第三纵队，吕正操任冀中军区司令兼第三纵队司令、冀中公署主任。

　　虽然身在陵川，张荫梧却想四处收编冀省队伍，就将目光投入到博野民军，因而策动旧部、博野民军二团、三团团长张文祥、李侠飞等人反对张仲瀚。受此影响，一九三八年五月，张文祥在博野发动兵变。这次兵变由于冀中八路军的干预，未能达到推翻张仲瀚的目的。

　　张荫梧又组织河北民军北上先遣支队，以张存实、吴嘉谟为正副司令，于七月进入博野，希图接管博野民军。令张荫梧想不到的是，曾任冯玉祥副官的张存实竟然也是地下共产党员——该君正是张克侠入党介绍人。九月间，博野民军在献县一带驻防期间，二支队队长李侠飞、特务团长张文祥率部投靠张荫梧，博野民军司令部及一支队编入八路军冀中军区部队。

　　张荫梧宣布解除张存实职务，委任吴嘉谟为司令，并立即派遣河北民军副总指挥王长江率军进博野，企图夺回冀中民军的领导权。

　　就在张荫梧野心勃勃想成为河北王时，不料国民政府却委任鹿钟麟担任河北省主席。张荫梧认为鹿钟麟没有留在河北省坚持抗战，怎么会轮到他当省主席呢! 张荫梧一气之下跑到武汉要求见蒋介石，先后三次求见，蒋三次拒见。他碰一次钉子，就算一次卦、批一次八字、抽一次签，每次算卦抽签的内容都记在他的日记上，气愤之余，扬言要转向左。

　　三次被拒后，在盛怒之余大骂:“中国不亡，非天理也!中国若亡，非地理也!”

　　张荫梧正要离开武汉，忽然受到陈诚接见。张荫梧和陈诚在保定军官学校是同学。由于陈诚的推荐，张荫梧受蒋介石赐见十分钟。

　　随后，张荫梧被委任为河北省三青团总干事长兼任民政厅长。

　　三青团，全称三民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八年四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设立三青团。蒋介石派遣特务组织复兴社和CC系的骨干分子在武汉等地组建三青团，大量吸收公职人员、军警、政工人员入团，并且将复兴社完全并入三青团充作骨干力量。同年七月九日，三青团在武昌正式成立。蒋介石任团长，陈诚、陈立夫、康泽等三十一人组成中央干事会，陈诚﹑张治中先后任书记长。

　　王长江所部驻于滹沱河南岸，三个月内按兵不动，其间与张存实交往过程中，受后者影响，其政治倾向也开始发生变化。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华北方面军新任司令官杉山元到达华北后发动第一次扫荡，就在扫荡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二次流血冲突事件。

　　早在一九三八年初，河南焦作沦陷。中共北方局指示在焦作工作的中共豫北特委委员程明升同志留在焦作附近，开展游击战争。程明升一方面广泛团结各界人士，动员煤矿、铁路职工和进步师生组成道清游击队，搞好抗日武装的组建；另一方面与社会各界人士协商，积极筹建修武县抗日民主政权。到一九三八年夏初，修武县人民抗日政府终于成立了，程明升任县长。程明升为进一步发展壮大抗日武装，把活动在焦作一带的几支抗日武装统一整编，组成了晋东南独立游击支队第二大队，汪家道任大队长，程明升任政委。二大队的发展和壮大，遭到了国民党河南省第四行政督察署专员郭仲隗的极力反对，他大肆叫嚷，要二大队将抗日武装交出来，并擅自撤销程明升县长职务。郭仲隗勾结指示多股地方武装，不断对二大队进行夹击和捣乱。二大队为了保护抗日武装，巩固统一战线，为了抗日大局，决定放弃地方政权，率部转移外地，继续坚持抗日斗争。经组织研究，决定西去博爱坚持开展抗日斗争。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四日清晨，二大队到达许河村的一条山谷中时，遭到了早已埋伏在那里的郭仲隗带领的两个团的包围和阻拦。二大队政治部主任刘聚奎先后三次与对方交涉，讲统一战线共同抗战的道理，希望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放二大队西去抗日，但均遭到拒绝，毫无结果。同时，二大队还让战士们退出枪膛子弹，以免不慎走火引起摩擦，以示诚意。二大队全体官兵整齐地坐在河谷里，冒着严寒，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打日本”等口号，齐唱“共产党、国民党，两党合作不会亡”等抗日救亡歌曲，希望对方受到感动，共同抗日。当刘聚奎准备再次前去谈判时，郭仲隗部居高临下一齐向二大队开火。二大队牺牲三十多人，受伤失散五百多人，程明升、汪家道率领余部，浴血奋战，杀出一条血道，突出了重围。

　　这即是“许河事件”，是国共摩擦最早一起流血事件。

　　此事发生后不久，就在日军扫荡期间，十二月中旬，张荫梧严令王长江率其一，六、七团及特务团向博野县进犯，对冀中军区第二分区搞摩擦、抢占地盘。驻守博野县城的八路军冀中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于权伸、政治部主任刘哲华调集所属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大队于十二月十六日把河北民军四个团驻地小店、杜村一带包围，自拂晓战斗打响后，很快就解决了战斗，张荫梧的部队全部被击溃，其中大部在王长江率领下放下武器转投八路军。史称“民八事件”，也称“博野事件”。

　　很快，张荫梧的反共就有国民党政策支持了。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政策是：防共、限共、溶共、反共。

　　以此为分水岭，国共由合作抗日转向冲突不断。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蒋介石不仅秘密批准了一系列反共方案，还密令河北省主席鹿钟麟训示各县禁止八路军招兵买马，取消八路军冀中、冀南两行政公署。还向各战区下令：禁止非奉军委会命令擅自开往他区，各战区不得兼管行政。

　　此间，即一月十四日，国民政府正式批准成立冀察、鲁苏两个游击战区。游击战区司令部的编制，与正面战场上的正规战区司令部编制相同，但因其承担的任务和所辖部队的限制，其级别要低于正规战区、高于集团军。

　　国民党当局这种设置，正是想以设立一衙门来领导敌后游击队，包括八路军领导的游击队。

　　冀察战区的辖境为河北、察哈尔两省，以及山东省境的黄河左岸全部，总司令部由原来的第一战区河北游击总司令部改组而成，由鹿钟麟任总司令，石友三、庞炳勋任副总司令。

　　冀察战区总司令部设在河北冀县，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节制，其补给由第一战区兵站总监部负责，它的游击区域名义上包括河北和察哈尔，但实际上只有河北境内有庞炳勋第四十军和朱怀冰第九十七军和地方武装，察哈尔只是一个空壳。庞、朱两军各有一部位于豫北。

　　鹿钟麟从重庆回到河北，声言：“八路军是中央统一命名的，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央指挥，地方政权也是这样，凡河北境内驻军、政权统一由河北省主席调遣，不允许第二政权存在。八路军、地方自治、敌伪三种政权一律撤销，否则武力解决。”鹿立即给朱德、彭德怀发电，要求八路军立即退出河北，交出全部游击队。随后，他摊开地图，开始填写八路军各占领区各地区、各县专员和县长的委任状。次日，他又密令各部队伺机多占地盘。

　　鹿钟麟这种强硬要求不仅严重破坏八路军建立起来的根据地，甚至威胁到河北地区八路军的发展与生存。

　　收到前方报告之后，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各地反共摩擦事件的不断发生，都说明蒋及国民党之政策，在于加紧限制八路军发展，同时使八路军与各地方系统部队关系恶化，以孤立八路军。如果我们现在逆来顺受，将来摩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更高。”

　　在讨论如何才能有理有节地不“逆来顺受”时，毛泽东说道：“现在蒋介石就像如来佛祖，拿一个在‘统一战线’掩饰下的金箍圈让我们戴下，让我们乖乖地听他使唤。我们要不要像孙悟空一样戴着这个‘金箍圈’呢？”

　　王明说道：“为了维护统一战线，为了共同抗日，我们应该戴下！”

　　毛泽东看着与会同志，问道：“你们的意见呢？”

　　张闻天说道：“国民党中，一直存在左中右三派，我们的政策应该是团结左，争取中，反对右，这一政策在统一战线下依然是适用的。”

　　王明当即反对道：“不能以左中右这种过时的分法来看待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下，应以抗日和不抗日这一严格标准来划分，否则我们无法承担破坏统一战线这一历史责任，对国人、对共产国际我们都无法交代。”

　　毛泽东说道：“现在的问题是，有些国民党顽固派高举着抗日旗帜来与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搞摩擦，妄图不劳而获地取代我抗日政权。中央如果不拿出办法，我们的前线将领将无所适从，而且还将增强国民党顽固派的气焰，使得类似的摩擦事件一再发生，流血不断。我的意见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就在鹿钟麟要八路军退出河北之时，华北日军春季大扫荡开始了。

　　一九三九年一月，日军调集平汉、津浦铁路沿线的第十、第一一零、第一一四、第二十七师团各一部共三万余人，由东西两线，分十一路对冀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企图夹击冀南平原八路军主力。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将主力部队分为第三八五旅、第三八六旅、青年纵队、东进纵队、先遣纵队五个作战集团，实行分区作战，采取以小部队与日军接触，主力寻机歼灭日军的作战方针。

　　一月七日，西线日军由石门、邢台、邯郸、大名等地出动，向南宫、冀县、枣强等地进攻。至月底，日军侵占了赵县、隆平，平乡，广平等县城和滏阳河的新河至曲周段主要渡口。二月初，东线日军由泊头、德州及聊城等地出动，向西挺进。

　　面对日军的攻势，鹿钟麟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加上游击战区刚刚开辟，根据地没有巩固，所属各部之间沟通不畅连遭败绩。鹿钟麟在此情况下只能带着战区总部和河北省府人员向西撤至邢台山区的路罗川，一路上总部和省府人员大多散失，最后仅有战区参谋长张知行和省府党部委员汉梅岑等数人跟随。在之后的四个月里，冀察战区总部居无定所，鹿钟麟本人还成了光棍司令，还时不时得防范汉奸的出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