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中国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则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原则，这让斯大林颇为担忧。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被斯大林派往中国。

　　行前，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特意会见了王明、王稼祥。

　　王稼祥是一九三七年六月下旬在上海秘密搭乘苏联轮船前往苏联治病的。斯大林就问王稼祥：“红军有多少人？”王稼祥实事求是地答道：“在陕北有三十千人。”

　　“三百千。”王明急了，赶忙用俄文纠正。

　　因为俄文中没有万，三十千是三万人，三百千便是三十万。

　　斯大林并不在意这些数字，而是板着脸说：“重要的是，每个红军战士都应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是吃粮的。”

　　斯大林的严厉，久住苏联的王明是了解的，他不敢再说一句话，笔挺地直着身体，认真地听着。

　　斯大林意有所指地说道：“不要害怕共产党会淹没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

　　王稼祥辩解道：“红军战士是勇敢善战的，为了国家的救亡，民族的解放，是不惜任何牺牲的。只是，国民党始终抱着消灭共产党、消灭红军的信念不放。”

　　斯大林立即打断道：“现在主要的是打日本，过去这些东西现在不要谈。”

　　季米特洛夫更是直截了当地说道：“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所以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刺激国民党，提出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像法共那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王明夫妇和康生、陈云、曾山等乘坐苏联军用飞机，经迪化和兰州飞往延安。

　　在党内，张国焘是擅长斗争的。但是，张国焘也有克星。张国焘的克星就是更擅长党内斗争的王明。

　　一天清晨，张国焘像日常一样起床准备用早饭，刚要走出房门，两名后勤部工作人员就走了进来，对他说他的房子今天要腾出来给另外一位新来的中央领导人居住，而他得另挪地方。张国焘一听这话便大为光火，心想：“谁这么大架子叫我挪地方，难道他就不能自己另寻地方？”想是这么想，然而今时不同往日，他说话的分量已经没那么重了。所以还是低声问了句：“是哪位领导？”工作人员回答道：“哦，是从苏联刚回来的王明同志”

　　一听这话，张国焘心头一震——怕什么来什么，钦差大臣来了。

　　早在苏联时期，张国焘就与王明斗法，结果是张国焘输了。但那个时候，张国焘没犯什么错误。这次不同了，张国焘长征时南下另立中央，放在封建王朝，这叫“谋逆”，这是连亲爹都不肯原谅的罪行。

　　但张国焘还是存一丝侥幸，也许站在王明一头，也是一条活路。

　　二十九日，王明抵达延安时，中共高层都去机场迎接，包括毛泽东。那个场面就像当初中央红军领导站在雨中迎接张国焘一样。虽然等了很久，但是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谁都知道，共产国际来的同志，那就是太上皇。

　　张国焘也一样，不仅穿着整齐，而且脸上也洋溢着笑容，丝毫不因久等而显现一丝倦怠之色。

　　当王明出现在飞机机舱门口时，中央领导们快步走向前。王明没有立即下机，而是等着妻子，然后挽着妻子一齐下机。

　　毛泽东代表中央致了欢迎词，他充满热情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作‘喜从天降’。”

　　王明上前，与欢迎他的同志一一握手。

　　作为陕甘宁边区副主席，张国焘连跟王明握手的机会都没有，讪讪地站在迎接人群里。虽然，有失落感，但是也非坏事，巴结不成，躲避也是一种活法。

　　王明对欢迎他的中央同志们说道：“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王明到延安后发现，延安就像苏联一个小乡村，甚至生活条件还不如苏联一个小乡村。中央领导也没有特殊优待，三餐吃得还不如当地百姓，一点点官僚习气都找不到。张闻天、毛泽东等人土得就像一块土疙瘩。

　　在王明看来，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且具有国际视野，写文章是他的特长。对于空手而来——苏联半毛钱援金都没给，只给了一些路费——王明只好通过写文章、作报告立威。

　　十二月九日，在王明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作专题报告：“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

　　在报告中，王明讲了要坚持抗战、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意见，但重点是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他认为，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作用，以及对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军的作用估计不够；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认为，应有统一的群众组织和统一领导的群众运动，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限制，要到国民政府去立案，争取合法；他不同意公开批评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认为这样的提法太尖锐，使人害怕。他不赞成关于国民党营垒有左、中、右三种不同势力的提法，认为只能以抗日或亲日为标准；也不赞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提法，认为不应空喊领导权，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由于王明说他的报告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这就使得许多与会者产生盲目的信赖，一时不能明辨是非。许多人根据王明提出的很多错误的或片面的观点，检查总结过去统一战线工作的得失，承认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

　　会议最后一天，王明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提出一张中央政治委员、候补委员的名单，并在排列上做了手脚。

　　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他和同他回国的赵溶、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排名略加调整，将身为政治局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降至第七名。

　　王明此举再明显不过，即要同志们主动请他当“书记”。

　　经历过去王明、博古错误政策导致革命严重损失之后，党内同志现在谁都清楚地知道一点，再不能随随便便将“书记”轻易让给人了，尤其是让给王明。

　　无论王明如何挥舞着尚方宝剑，张闻天勇敢、坚决地顶住压力，闭口不谈改选书记的问题。

　　这次会议后，作为局外人的李德观察到，延安笼罩在一种不安的氛围中，就连毛泽东都很少走动了，只是偶尔去抗日大学走走。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明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在军事问题上，他指望通过外援，组建几十个有新式武器装备的师团，作为全国军队的骨干；他完全脱离实际地提出全国抗日部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和“统一作战行动”的主张。

　　总之，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提出了一系列的右倾错误观点。他的右倾错误的主要表现是：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影响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在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在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

　　更为关键的是，政治意图上，王明还想当一把手。

　　王明见大家都不主动“让贤”，软的不行，就准备来硬的了！

　　肃反，是一种办法，但太血腥了。

　　用什么办法既不十分血腥，又能起到杀鸡儆猴的效应呢？

　　王明苦苦思索着。

　　南京陷落前，老虎桥第一监狱里面的囚犯放的放、跑的跑，偌大的监狱最终只剩下一个人，一盏灯，到了吃饭时间，也没人送饭。

　　此人正是陈独秀，以“文字卖国罪”被判十三年，正在监狱服刑。

　　典狱长走来，对陈独秀说：“日军就要进攻南京了，你走吧！”

　　陈独秀放下书，问道：“上面有批条让我走吗？”

　　典狱长一愣，答道：“这倒没有。”

　　陈独秀一横，说道：“没有，你让我怎么走？我一走，岂不是成了逃狱？”

　　典狱长又气又恼，说道：“没人管你了，你走吧！”

　　陈独秀往地上一坐，说道：“没人管我，我得管我自己，岂可因小而失大节！”

　　典狱长威胁道：“你不走，没人给你送水、送饭，你不得渴死、饿死？”

　　陈独秀一听，也着急起来，上前一把抓住典狱长，说道：“这不行，你们把我抓进来，你得负责我的吃喝拉撒。堂堂国民政府第一监狱，怎能如此不负责任？”

　　典狱长实在熬不过陈独秀，只好随便开个字条，让唐生智盖个章，送到监狱里，将陈独秀请出监狱。

　　出狱后，陈独秀主动要求回到党组织。毛泽东表示应该接受陈独秀回来。

　　王明抓不到别的把柄，就抓住陈独秀是“托派分子”，借打压陈独秀之势，掀起一股妖风——打托派。

　　托派，简单来说，即是反斯大林的代名词。

　　这个时候，斯大林是国民政府的金主，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

　　在王明的打压下，陈独秀被拒之门外。

　　王明带回来的死党赵溶，即是康生。

　　康生到延安后不久，就了解了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冲突之事。张国焘秘书黄超不顾朱德在场,打了董振堂几个耳光；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更是带人拦截、阻击中央红军北上，甚至剑拔弩张到要动刀动枪，所幸被李德压制住，才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

　　此时，黄超、李特正在迪化——乌鲁木齐。

　　王明、康生于一九三八年初，派人将黄超、李特以“托派分子”罪名处决。

　　听闻这消息后，张国焘震惊不已，俨然有种被置之绝境的感觉——肃反的手段就是先削旁枝，再砍主干。

　　有一天，王明突然来到张国焘办公处，张国焘吓得连忙站起来，敬茶、让座，然后紧张地在一旁站着。此后，王明多次找张国焘谈话，批评他不思进取，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需要深刻检讨。王明还说：“我知道你不是托派分子，但是受到了托派分子的影响，需要改正错误。”

　　每一次谈完话，张国焘都是一身大汗。张国焘知道，长征时另立中央的罪名是远远大于“托派”的。

　　就这样，张国焘被王明活生生吓跑了。再不跑，非得被吓死不可。

　　一九三八年四月三日，张国焘借祭拜黄帝之名逃离延安，搭蒋鼎文的车到了西安，随后又转往武汉。

　　正在武汉的周恩来与张多次协商，未果。

　　四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同志更是致电张国焘：

　　国焘同志：

　　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周恩来拿着此电报来到旅馆交给张国焘，劝说他认清形势，不要一意孤行。并告诉他现在最好是先搬到办事处去住，一切都可以当面商量。张国焘不听，仍坚持住在旅馆，他向周恩来说：“我感觉极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做老百姓。我家里饭有得吃的，我此后再也不问政治了。”

　　四月十七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一起来到张国焘所住的太平洋饭店。周恩来正式向张国焘提出三个条件，要他考虑：第一，回到办事处，回党工作，这是大家所希望的；第二，暂时向党请假，休息一个时期；第三，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其党籍。张国焘当即表示，第一条已不可能，可以在第二、第三条中考虑，请求容他考虑两日再予答复。

　　当天晚上，张国焘被戴笠接走，并留下字条：“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四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并向全党公布。

　　对于张国焘，毛泽东是有一肚子话要说的，五月四日，毛泽东在抗大给全体学生作报告时，说：“张国焘到延安后，中央多次开会批评他，他多次承认错误；但尾巴犹在，一反一复，两面派行为始终存在。他资格老，过去做过工人运动。我们讲仁义道德，还让他做边区副主席，希望他割掉尾巴。他说割掉了，实际上穿起长袍子，尾巴藏在里面。这次他借口到陕西中部祭黄帝陵，黄帝抓他到墓里去了，我们也只好开除他的党籍。”

　　张国焘投奔国民党后，蒋介石视其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

　　按照蒋介石的预计，原红四方面军将领将雪崩似的转投国民党军。

　　蒋介石曾派陈立夫同张国焘谈话，问他愿意做些什么工作。张国焘表示希望由他出面创办一种定期的民办刊物，从思想理论上揭发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唤醒一般青年人的幻觉，使其迷途知返。

　　蒋介石认为此非其所长。

　　此时，国民党的一些特务组织也对张国焘颇感兴趣，希望能从张国焘的口中得到有关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情报以及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线索。中统局陈立夫、陈果夫很想让张国焘去他们那儿工作，军统局也说需要这样的人，胡宗南、康泽等也向蒋介石请求，让张国焘到他们那里工作。一时间，登门者络绎不绝。

　　最终，蒋介石给他设了一个专门的单位——特种问题研究所，张国焘担任所长。

　　至此，张国焘才明白蒋介石的真正用意——要他加入军统，干特务的活。

　　对于一位叛徒来说，其自身最大价值就是出卖原组织，张国焘也不例外。

　　戴笠最初对张国焘寄予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张国焘肯卖一点气力，便可以把共产党搞垮。张国焘说要办一个训练班，由他来培训一批专门人员，戴笠马上挑选各训练班毕业学生中最优秀分子送去给他训练。训练班第一期招收学员四十余人，毕业后，全部派往西北，这些学员不是无功而返，就是有去无回。第二批学员更是糟糕，以至于最后连派遣都无法顺利进行——学员害怕到边区，害怕被抓。结果只办了两期。

　　张国焘又提出建立联络站、策反站，以瓦解中共党组织。戴笠又招办。效果不明显，最终只钓到一条二指宽的“大鱼”——何畏。

　　一开始，军统局对张国焘很热情，每次请客准备邀张国焘去参加时，戴笠往往先告诉他的朋友，并且用很骄傲的口吻先向朋友们介绍说：“明天你来吃饭时，便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于是，张国焘每参加宴会，就如祭祀用的猪头一般，众人总要对他多看几眼。

　　见张国焘作用有限之后，戴笠对张国焘日益冷遇。张国焘在同乡蔡孟坚的帮助下，张国焘在国民党组织部“反共设计委员会”担任主任秘书。

　　策反行动失败之后，张国焘又献出一策——奸诈陈独秀。

　　武汉沦陷之后，陈独秀寄居于四川江津白沙镇，靠昔日北大同事和学生们的资助，过着清苦的隐居生活，不问政治。陪伴陈独秀的，只有高语罕夫妇。

　　欧战爆发后，胡宗南、戴笠亲往拜见陈独秀。

　　见面之后，胡宗南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陈老尽心国民运动，也是拯救国家。可惜，遭...”说到这里，他拿出随身带来的一则启事给陈看。陈获释出狱后，有人说陈是吃日本人面粉的汉奸。

　　陈独秀看了启事，说道：“大片国土沦陷，莫说我，就是天上神仙现在都得吃日本人贡品。”

　　胡宗南只好转移话题，说道：“今天我们前来求教，想请陈老谈谈对国事的看法。两党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敌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定堪隐忧。对当下时局，陈老有何高见？”

　　陈独秀听后说道：“我刚才说过，我不问政事。”

　　胡宗南追问道：“那陈老对世界大战的前景有何高见?”

　　陈独秀侃侃说道：“言及世界局势，我看大不利于苏。斯大林，强权政，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苏联已成了烂冬瓜，吃不起，也捧不起，前途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此乃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请他好自为之。”

　　戴笠趁机问道：“在陈老看来，此次大战，共产主义必败？”

　　陈独秀立即醒悟过来，警惕地看着戴、胡二人，说道：“共产主义是否会败，我说的不算。”

　　戴笠追问道：“那谁说了算？”

　　一旁的高语罕答道：“人民，人民说了才算。”

　　张国焘的政治生命，就是如此终结的。

　　武汉沦陷前，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武汉，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的长江局，也在武汉，以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

　　王明来到武汉之后，中央代表团与中央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由于代表团和长江局成分大致相同，遂决定合并为同一个组织，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叫中央长江局，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委员有项英、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

　　王明来到武汉之后，实际上推行着一条“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宛然独立于中共中央外的“第二政治局”。王明的这些做法，自然有着配合共产国际的意图。他擅自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片面强调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忽视两党之间抗战路线的区别。他还在中共中央已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后，又提出另外六大纲领，强调“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这正好暗合国民党当局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

　　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紧接着，毛泽东又做《论持久战》演讲，在全党全军引起了广泛的影响。

　　但当中央要求《论持久战》在武汉《新华日报》刊登时，却意外地遭到了王明、博古、项英、凯丰的集体抵制，抵制理由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

　　令王明等人尴尬的是，此时就连蒋介石都不拒绝国民党高级将领读《论持久战》，并由白崇禧将《论持久战》总结为两句话：以空间换时间，以小胜积大胜。

　　王明离开苏联之后，王稼祥参与并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其间向季米特洛夫介绍了红军长征，介绍了毛泽东的领导。

　　一九三八年三月，八路军政训处主任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的实际情况，并递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同时，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作了汇报。

　　正是由于王稼祥、任弼时实事求是的汇报，斯大林、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红军、对毛泽东有了更深的了解。

　　八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到延安，带来了一个令全党全军振奋的消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指示：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应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周围！

　　“以毛泽东为首”，这是遵义会议以来，共产国际的最高指示。

　　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正是在此氛围下举行，会议由九月二十九日开到十一月六日。会中，毛泽东代表中央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著名论断：“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第一次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作为政治纪律提出来，从组织制度上消除了“太上皇”根源。

　　会议期间，武汉已经失陷。会后，王明留在了延安，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

　　王明吹起的妖风，渐渐消散。